元宇宙人民法院报(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本文目录

1. 虚拟地产合法吗
2. 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一、虚拟地产合法吗

国外最近兴起了一股虚拟地产的热潮，以游戏为载体，玩家所拥有登记在区块链上的土地，拍出了高价。其中最有名的包括：Decentraland，今年三月以28万美金的价格卖出一块土地Somnium Space，今年三月以50万美金卖出一处地产这些虚拟地产的交易都在一个名为网站上可查到。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更加夸张的是，有一家名为Republic Realm的公司，专门从事虚拟地产的兼并购、管理和开发，该公司最近获得了一笔超过3600万美金的投资。这些虚拟地产存在于一个个元宇宙（metaverse）上，比如前面提到的 Decentraland，该“宇宙”上，2019年售价500美金的土地，现在已经飞涨到8000美金。

虚拟地产价值形成的一个核心要素依然是——稀缺性。和传统地产的逻辑一样，地段、配套都是地皮价值的驱动因素，只不过，在虚拟世界中，这些词被换成了“内容”。在Decentraland，最受欢迎的地皮是处于市中心的，赌场是人们光顾得最多的地方。一个“元宇宙”的内容越多，那里的地价就越贵。

谁会买单？目前这个领域做多的玩家是加密货币行业的投资者，同时，不少传统地产投资人也在蠢蠢欲动。虚拟地产交易得以成型，要得益于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特点，这是目前主流的数字资产。投资者所炒的地皮中，每一块虚拟土地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相关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上。拥有这块土地的玩家可以在这上面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二次艺术创作，出租或者出售。

比如，另一家这个领域内比较有名的公司叫The Sandbox，他们打造了一个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由社区驱动的去中心化虚拟世界。游戏里的玩家可以在以太坊上构建和Token化他们的游戏体验。The Sandbox中的每一块LAND都是区块链上独一无二的NFT。玩家可以在地块上创作3D像素化资产，或者直接在地块上创建一个新的游戏。在未来，The Sandbox还将支持将真实世界的物体扫描导入到区块链游戏中。

区块链与虚拟地产以及游戏化的体验，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另一个有趣的虚拟房地产交易中，人们建造了一座位于月球的房子，通过渲染建模，拥有房子的3D全身照，内外部都可以进行可视化，房屋布局非常完整——有指定的生活区、工作区、厨房、实验室、健身房、技术场所，甚至还有一个温室，被认为是“一件数字艺术”。

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作为时下备受市场青睐的一种房地产投资产品，在其运行过程中实际存在诸多法律风险，如：整体项目或涉非法集资；“售后返租、售后包租”难以持续盈利；具体商铺无法单独确权登记或返还；“以租代售”合同的效力状态较难确定；及开发商擅用“形式合法”套路从中牟利等。无论遭遇上述何种风险，商铺投资者们均可能遭受损失，甚至“钱铺两失”。当然，投资者们应对此类风险也并非无计可施。在诉讼前，诉讼中及执行阶段，均有投资者们可采取的维权应对措施，以积极避免与减少相应风险。本文最终认为，远离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这种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从源头便切断后续所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才是投资者维权应对的最佳良策！

一、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概述

所谓虚拟产权式商铺，是产权式商铺[1]下属的子概念之一，主要指开发商将其开发的大型商业项目首先在图纸上进行概念分割，然后将分割后的小面积单元售予商铺投资者，投资者再与开发商签订协议，以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的方式由开发商或者第三方专业管理公司对商场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投资者再从中收取一定租金收益的房地产开发模式。[2]实践中，由于开发商在销售此类商铺时并未对其进行物理上的实质分割，所售商铺单元并无四至，因而也不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所以被业界（及学界）称为虚拟产权式商铺。作为近年来广泛盛行的一种商业模式，虚拟产权式商铺实际上却很难在我国现有物权体系中找到其合理的法律定位。[3]因为这种小面积单元的商铺本身不具有独立使用的价值，投资者们实际购买的所谓“产权”其实是基于该商铺面积份额大小的一种虚拟收益权属。

实践中，虚拟产权式商铺又通常与“以租代售”搭配实施。所谓“以租代售”是指，开发商将或有产权，或不具有产权（指无法办证）的物业（商铺、酒店式公寓等）以超长期限（30年、40年等）租赁给客户，通过这种超长的租赁期限来达到类似于产权出售的效果。在这种“以租代售”模式中，开发商与投资者通常约定将商铺在5年至10年不等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返租给自己（或关联公司），从而实现对商场的统一经营及管理。在返租期内，投资者可获得“固定收益率”或者“市场化租金水平的分成”。待返租期满，投资者还可以自由处理所购物业：或转租，或转卖，或自主经营，或要求开发商回购等。实践中，这种模式会通过由投资者“购买20年使用权+无偿使用至产权登记截止日”的形式完成。基于本文主要讨论的商铺“以租代售”又与“售后返租”或“售后包租”等约定密不可分。故本文所称“以租代售”，实际为对商铺“以租代售，售后返租或者售后包租”这种商业模式的总称。

（三）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的实践现状

作为上述两种模式的结合，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成为近年来备受市场青睐的一种商业模式。对于开发商而言，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将企业固定资产快速变现，达到充分回笼资金的目的；对于投资者而言，小面积单元“出售”的商铺投资门槛更低，且还有专业开发商负责经营管理，返租、包租等约定也让租金收益有一定保障。所以，几乎每个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的项目都是火爆开场的。

但实际上，前述优势充分发挥的前提是，开发商是一个有能力并且有商业道德讲诚信的开发商，否则，若开发商只顾“套钱融资”而不顾商场经营的话，受损害的就只有商铺投资者们了。如前文所述，虚拟产权式商铺实际上很难在我国现有物权体系中找到合理的法律定位。这就意味着，我国现有法律对于此类型商铺实际上是明显缺乏规制与监管的。实践中，开发商在完成“以租代售”后，还会利用手中的商铺产权向银行抵押以继续获得贷款，从而实现最大限度融资。但由于监管缺位，开发商在获得如此资金量后又未必将其投入用于商场经营。而是可能“如法炮制”其他项目以继续融资。伴随着返租高峰期的到来，此时若市场不景气或开发商资金链遇到问题，此前开发商承诺给投资者们的高额回报便极有可能无法兑现。事实上，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不断“退热”，开发商通过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的“融资后”问题逐渐显现，特别在进入业主回报阶段后，双方矛盾逐渐暴露，产生纠纷不断。

二、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的法律风险

实际上，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多法律风险。稍有不慎，投资者便很容易遭受损失，甚至“钱铺两失”。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此类商业模式的规制及监管缺乏，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在实践中极易走样，成为开发商在市场中攫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具体而言，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可能存在如下风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项[4]规定，实践中对虚拟产权式商铺采取“以租代售”方式销售的，均可能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176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目前的商业实践来看，虚拟产权式商铺通常需要和“以租代售”的销售方式相结合。而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的这种商业模式，其被设计产生的初衷就是开发商为了能够最快、最大限度地从市场融资。基于该“融资”目的，虚拟产权式商铺“以租代售”实际上仅能作为开发商“套钱融资”的一种手法，而商铺的出售或出租也仅仅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许多开发商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想着长久经营发展，只想短期内套现，所以这些房地产商只是利用大量的广告宣传，抛出诱人的高额回报，吸引投资者上当，取得高额利益后想办法逃离。[5]从该意义上说，商铺投资者们实际上从接触“以租代售”的虚拟产权式商铺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亏损的命运。实践中，除“售后返租”外还存在“租后返租、租后包租”等形式的案例。[6]而后者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开发商为虚拟产权式商铺无法办证找的合理解释。因为购买商铺应当办证而“承租”商铺则不必。所谓“租后返租、租后包租”是指，在“返租、包租”等内容与“以租代售”模式一致的情况下，开发商将一定面积的商铺通过转让使用权的方式“出租”给商铺投资者，由投资者出资购买该商铺20年的使用权，20年到期后投资者可无偿使用该商铺至其产权登记截止日。不过，无论是“售后返租”还是“租后返租”，都只不过是开发商为实现快速融资的一种商业手段。其本质均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所禁止的“返本销售”无异，也涉嫌违反刑法解释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售后返租、售后包租”难以持续盈利

现实中，商铺投资者们按照远高于市场价的水平购买或“承租”虚拟产权式商铺，但实际上却不享有亲自经营或自行转租所购/租商铺的权利，而是只能交由商场特定的管理公司统一经营。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们的盈利多寡，需要依靠商场整体的经营效果。如上文所述，“以租代售”不过是开发商“套钱融资”的一种手法。在开发商融资目的达成以后，其对后期商场整体的经营运作其实并不关心。而此时，相关的所有风险却早已层层转移到了投资者身上。在经营好坏与开发商无关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遇到一个足够“善良”的开发商，在缺乏相应监管和激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努力经营整个商场。此外，除去本就“不怀好意”的开发商外，即使现实中存在真正想要把商场经营好的开发商，也依旧无法避免经济不景气时商场“经营惨淡”的商业风险。而只要上述任何一种风险发生，投资者们手持的返租或者包租协议就会变成一张（写满权利的）废纸。直到最后，这些没有商铺产权的投资者们都只对商场经营管理公司享有一纸债权，甚至连权利的主张对象都还不是商铺的产权方（即开发商）。

（三）具体商铺无法单独确权登记或返还

虚拟产权式商铺无法确权登记，不能办理产证也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大风险。因为许多开发商在对虚拟产权式商铺商场进行前期规划的时候，没有用隔墙或是地钉条之类的方式在物理形态上分割出独立的空间，因此无法对每个商铺进行测绘继而无法将测绘成果报批审核，也就没有办理“小产权证”的可能。[7]此外，即使有部分开发商在实践操作中出于方便卖铺考虑进行了简单的划线，我们仍然不能把该种情形下的商铺认定为含有明确的四至。因为，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购买的小面积商铺仍然缺乏进行实质测绘的基础，进而无法登记获得产权证明。对此，无论是划线还是不划线，虚拟产权式商铺“仅在面积概念上进行相应分割销售”的本质不会改变。现实中，许多开发商为了规避《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对“售后返租、包租”等行为的禁止以及应对业主要求办证的集体维权事件发生，又设计出了“租后返租”的新模式。实则仍旧治标不治本。进入回报阶段，只要开发商前期承诺的高额回报无法兑现，“大梦初醒”的投资者们便会集体变为“从始至终就是被开发商欺骗、欺诈”的受害者。

而此时，由于虚拟产权式商铺难于办证，商铺投资者们基于“所有权”或“合同权利”诉请返还商铺的请求也同样难获法院支持。究其原因，我国对不动产物权采取的是登记主义，未经登记，则商铺投资者自然未享有该虚拟产权式商铺的所有权。那么商铺投资者基于《物权法》返还原物请求权之规定诉请返还涉讼商铺的请求便失去了被法院支持的合理基础。实践中即使有部分城市对虚拟产权式商铺予以登记办证，投资者诉请返还的请求依旧未得法院支持。如在李开宁诉深圳市龙兴泉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龙兴联泰家具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中，在李开宁已经办理产权登记的条件下，法院最终还是认为：为了保护多数业主的整体经营利益，也为了避免浪费社会财富，可以适当限制没有授权业主的所有权行使方式（不支持商铺返还）。[8]另一方面，对于依据“合同权利”请求返还商铺（如合同中有届时返还商铺之约定）的投资者而言，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商场作为一个整体建筑，购铺者所购商铺没有明确四至和具体位置，其购买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商铺，其要求返还商铺实体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故虚拟产权式商铺不可拆分，无法返还，对购铺者的权益保护不能采用实际履行的措施。

二、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和数据日趋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在利益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危害信息数据安全的行为与日俱增，如淘宝12亿个人数据泄露案件、“暗网”兜售个人信息案件等等，其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

基于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刑事救济手段在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典型的案件，对相关罪名所涉及的手段和争议焦点展开讨论。本文对2016年以来，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的司法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梳理出围绕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涉及罪名、典型案例及主要争议焦点。一方面为行政机关开展“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指引，对于涉刑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向企业机构合规建设提供指引，避免陷入刑事风险。

11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现在我国在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民、行、刑”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安全防护网。当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以国家公权力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相较于行政、民事立法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笔者对近10年来，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相关刑事犯罪的一审判决进行了汇总研究，用数字来展示我国个人信息刑事犯罪保护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典型案例对焦点问题进行总结。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的演变

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以公法保护为主到日益重视私法保护的发展历程。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中増设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77条之一第2款)是我国首个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定。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新增第253条之一,首次将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第253条之一作了修改:将“违反国家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同时对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作出区分，对于特殊身份主体，规定了从重处罚的原则。对处理个人信息中履行相关职责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7年5月，针对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而且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二）我国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2015年7月，《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将数据安全保障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强调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其在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保管和使用进行了更全面的规范。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该法主要还是规定了网络运营者违反各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定义务的行政法律责任。

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施，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处理范围、要求及原则，以及免责情形；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规定信息处理者义务；完善对患者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密责任等等。

2021年9月，《数据安全法》生效实施，《数据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首次将数据安全全局决策统筹工作升格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其上位法是《国家安全法》，这一法规确立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概念，与“重要数据”“其他数据”形成责任界定，并且优化了数据出境的规则。

2021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一整套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弥补以前立法的缺陷。既从我国实际出发，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措施上升为法律规范；又充分借鉴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有益做法，体现立法的前瞻性和完整性。

至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以《刑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主导的，全领域、多层次的保护体系，构建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本次检索在Alpha数据库中，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为关键词，获取了自2011年至今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共计5624篇裁判文书。以此作为我们本次分析的样本数据，并重点分析自2016年以来，我国个人信息刑事司法保护的发展和趋势。

图表 1涉个人信息类刑事案件数量趋势

通过图表1我们可以看出，侵犯个人信息类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2017年，成为了我国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关键起点。

因为在这一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启了我国涉个人信息刑事保护新时代。因此从2017年开始，案件增幅速度明显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这也体现出了立法者和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避免法的滞后性，紧追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坚决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态度和决心。

（二）案涉地域以沿海发达城市为主

（本次统计将案件涉及的全部犯罪实施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区均统计为犯罪地，因此犯罪地数据可能大于案件样本总数）

通过对犯罪地统计可以看出，在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案发地所涉省市前五名，有四个省市位于我国南方的沿海城市，并且是经济大省江浙沪以及广东省，而另外一个河南省则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其中有4223件次涉及到江浙沪地区，可以说，江浙沪会成为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前沿阵地。

该项数据更多的反映出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案发概率更高。同时对于该类案件的刑事侦查手段和司法裁判也相较于其他地区走在前列，刑事打击力度也相对较大，司法保护力度也会更有成效。

接下来，其他地区将会借鉴江浙沪粤等地区的工作经验，逐渐追赶上来，掀起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新增长趋势。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手段多样，涉及罪名广泛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被告人实施侵犯个人信息的手段是多种形式的。

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客体。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从而转卖、转售获得非法利益。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4476件占据了此类案件的决对多数。

随着信息存储的数字化、数据化以及网络化，更多的被告人采取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方式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不仅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也会触犯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罪名。

另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工具。其目的是利用个人信息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如典型的电信诈骗、信用卡诈骗等。我们可以看出采用违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实施诈骗的案件数量有560件。特别是在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过程中，采用非法获取、购买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近年来不断攀升。为此，2021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这说明我国已经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2017年《解释》的发布实施，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的案件数量大幅提升，2019年达到了峰值，2021年由于大部分案件尚未审结，但是随着当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以及数据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数量仍会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但是新增犯罪数量必然会随着监管的加强而逐渐减少，待两三年内存量犯罪案件查办处理后，该案涉案数量将会回落至常态。

“私家侦探”非法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

2019年3月，吕某找到“私家侦探”王某，雇佣王某调查自己的丈夫。在五个月里，王某通过跟踪拍照、查询开房记录、定位手机等方式，获取了吕某丈夫的行踪轨迹、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凭借这些信息，王某从吕女士处先后收取酬金共计6.4万元。

2019年9月，王某被警方抓获，经查，王某在此次案发前，就在从事类似的违法活动。

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10万元，并继续追缴其6.4万元违法所得。

本案中，对于接受个人委托，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给单一委托人、数据未向不特定群体披露的情形，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确认。两级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接受吕某的委托实施本案行为，并不能排除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对于此类“私家侦探”的非法调查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之内。

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在重庆市融信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天下公司）担任业务员。为了拓展贷款业务，其通过QQ从他人处非法获取信息79921条，其中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套内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940条；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贷款记录、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交易信息588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73244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4149条。通过QQ提供给他人包括姓名、电话号码等内容的信息278324条，其中包含车主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户日期、车型、车牌号、车架号、住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318条；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建筑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37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267580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9389条。2017年4月11日，被告人张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以被告人张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000元。

认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应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范围进行实质界定。

首先，从保护法益角度出发，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而对外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属于向社会公示范围，并没有违背其本人不予公开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类信息的对外公开表明企业法定代表人让渡出部分个人权益，概括同意该信息自由流通，保护价值降低。因此，从保护法益角度来讲，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其次，从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来探究不同类型信息的内在属性。在公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中有相当部分仅为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它既不同于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又不同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故不应认定为刑法规范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特别是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再冒充公检法向其本人、亲友实施诈骗活动，既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又触犯了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此类案件随着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加强，严格互联网运营商、服务商监管义务，并且随着个人信息保护的加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封堵，该类案件在未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是鉴于跨境互联网犯罪打击难度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显现成效。

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2016年初，被告人章某某到广东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C2栋1201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

2016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00元。

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百度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征求意见，此类案件将会持续纳入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名被普遍认为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新增该法条目的是单独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进行确认和定性，加强对帮助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样本数据中，共有47件案件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问题。

在对该类犯罪行为定罪定性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考虑法条竞合的问题，即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另一方面，案件涉及到的“信息”是否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

出售公民自愿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

2020年4月份，被告人王某某明知他人收购电话卡用于信息网络犯罪，通过“蓝牙工作室”网络招聘成为一名“开卡代理”，其以每张60元的价格让其亲朋好友及他人开通了164张手机卡，后再以每张100元至140元不等的价格将164张手机卡卖给“蓝牙工作室”“卓越”“撸撸移动联盟”等微信用户，违法所得共计14430元，其中非法获利4590元。王某某所售手机卡之一被用于诈骗被害人翟某所用。案发后，王某某退出非法获利4590元。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以被告人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不当，本院认为王某某对外提供的手机卡号均系卡主自愿、真实开通，其并没有侵犯到卡主的个人信息，但其将开通的手机卡号提供给他人用于实施网络犯罪，其行为侵犯的客体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而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王某某犯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近年来，随着python等计算机语言的快速普及，利用爬虫技术等简单的技术手段便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数据，并且随着个人信息数据的价值不断增加，铤而走险采用侵入计算机系统、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在2017年以后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犯罪方面，以非法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案件数量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解某某使用“灭天战神”“远程爆破”等黑客软件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并将破解的计算机IP地址、账号、密码及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侵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周某某经营的中国移动代办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王某经营的通讯经营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并存储于其百度云网盘中，后将上述个人信息向他人贩卖。

2017年7、8月，在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某网吧，被告人解大伟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公安局的裤子”“教育局”“学生数据”等共享文件，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其中“公安局数据库”及“公安局的裤子”文件共含有公民个人信息2342条、“教育局”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339条、“学生数据”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2154条。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及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31653组，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3刑初15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解大伟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5000元。

如何辨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通过网络非法获取的信息中有可能包含公民个人信息，也就是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在一些情况下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手段行为，所以两罪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而这种竞合是因“一行为侵害数个独立之法益，致触犯数个罪名，同时具有数罪之性质”。也就是说，两罪之间的竞合由于一个犯罪行为侵害多个法益所在，是想象竞合关系。

但两罪之间又存在诸多不同点，存在实质性差别，成为司法实践中构成不同罪名进行处断的依据。如何根据获取的“个人信息”性质不同，区分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信息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合议庭经合议后认为，被告人解大伟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共计131653组的行为，同时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应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规则进行处理；其实施的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及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等文件获取公民信息15835条的行为，与上述犯罪行为在犯罪性质上有所区分，仅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

特殊主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特殊主体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这里的“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人员不仅限于公职人员，对于酒店从业人员、互联网运营管理人员等均属于该特殊主体的范畴之内。当前，各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APP的治理是一项急切的工作。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使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在强监管之下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切实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放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事件的发生，届时受到追诉的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人员，整个企业都有可能陷入刑事风险。

在国家机关的数据保护义务方面，《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都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

2017年6月至8月间，冯某某利用担任某法院执行三庭法官助理的职务便利，接受社会人员曹某请托，违规使用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及工作证件等，多次在中国工商银行知春路支行等多家银行查询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共计300余条，将200余条银行查询结果非法提供给曹某，并因此收受曹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8．35万元。

2018年7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裁定，即判处冯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在案之人民币十一万三千五百元，予以没收。

一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与滥用职权的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冯某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滥用职权罪，同时还符合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犯罪行为的想象竞合。滥用职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刑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尽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附加判处罚金刑，但考虑到冯力文身份的特殊性，其犯罪行为具有突出的职权属性，因此以滥用职权罪择一重罪处罚。

二是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是否属于重复评价？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均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密切相关。然而，受贿罪重在惩罚被告人收受财物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损害，滥用职权罪则重在惩处被告人不正当行使职权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两罪虽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性，数罪并罚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数据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正处于质变的过程，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元宇宙等依靠数据支撑的产业的持续爆火，各领域围绕个人信息数据争夺的热情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减。因此，我们认为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而言，仍然要持续关注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法律适用与政策研究，紧紧跟随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潮流。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合伙人

策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争议调解中心负责人

EXIN数据保护官(DPO)&信息安全官(ISO)双认证律师、授权讲师

拥有多年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经验

特别声明：以上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策略律师及策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如有意向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文章已分享完，关于元宇宙人民法院报，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的内容先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