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本文目录
一、法律应当保护虚拟人物吗
1、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中,虚拟人作为参与元宇宙各场景及活动的主体,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究竟何为虚拟人?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中给出了明确定义:“虚拟数字人拥有人的外观,具有特定的相貌、性别和性格等人物特征;拥有人的行为,具有用语言、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表达的能力;拥有人的思想,具有识别外界环境、并能与人交流互动的能力。”
2、不难发现,虚拟人已多方面渗透入人们的工作、生活中,根据虚拟人应用的不同场景,可将虚拟人分为身份型(如真人虚拟形象分身)、服务型(如虚拟主播、虚拟记者、虚拟客服)、表演型(如虚拟偶像、虚拟演员)三大类。
3、虚拟人的行为、表达等通过技术手段可达到极为接近、模拟真人的程度,但与真人又始终存在独立自主性、人格性上的差异,导致在对虚拟人法律性质、法律关系等方面的认定存在难度。本文将以民事主体享有的基本人格权之一名誉权为例,对虚拟人是否享有该权利加以探讨。
4、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如果对网络上的虚拟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将侵害谁的权益?
5、虚拟人幕后实际操控的民事主体或为自然人,或为制作、运营公司,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如他人对虚拟人的行为构成恶意侮辱、诽谤,导致该等民事主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的降低或贬损,则侵犯了其名誉权,应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民事主体指虚拟人幕后实际操控的民事主体,非虚拟人本身。
6、在杨某某诉北京某某公司侵权纠纷案中,杨某某为北京某某公司经营的网络平台注册用户,因另一用户“某乙”在平台发帖辱骂杨某某使用的用户名“某甲”而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网络用户采用注册虚拟网名的方式,以虚拟人格依法参与网络空间活动,可以为现实中的网络用户本人带来精神层面的愉悦感,有时也可以为其创造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因此,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用户虚拟人格的侵害亦能转化为对网络用户本人在现实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合法权益的侵害。网络用户的网络虚拟人格亦为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对该权益造成侵害的亦应承担侵权责任,“某乙”网络用户发布的案涉网帖中,存在多处使用直接贬损杨某某网络虚拟身份“某甲”的言辞,目前虽无证据表明社会公众能将“某甲”与现实中的杨某某本人联系起来,但案涉网帖对“某甲”造成的损害可以折射至杨某某本人,故应认定该网帖构成侵权。
7、对虚拟人的诽谤可参考上述案例中的虚拟网名,尤其是作为真人虚拟分身的虚拟人,其形象参照真人形象设计,使一般大众很容易将虚拟人与真人自然联想到一起,任何对虚拟人的不当名誉侵害也会投射到真人身上,使其产生心理压力、精神受损,造成对真人名誉权的侵犯。
8、对于真人虚拟分身以外的其他类型虚拟人,在其名誉受损时,大众对虚拟人的质疑、不良评价可能随之转移到幕后制作、经营虚拟人的公司或自然人,虚拟人所能参加的各项活动自然也会受到不当影响,例如无法正常表演节目、提供服务,则将造成虚拟人幕后公司或自然人的名誉及经济利益受损,侵犯其名誉权及财产权。此时,需要加以区别的两个关系,即虚拟人的名誉与其幕后控制人(公司或自然人)的名誉权,一方面,现有法律并未给予虚拟人名誉权(下文将论及),但并未否认虚拟人的名誉利益,另一方面,虚拟人的名誉利益与幕后控制人的名誉权的链接,需要个案分析。
9、虚拟人遭遇侮辱诽谤行为,其权益是否受到侵害,需从虚拟人是否享有名誉权角度判断。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名誉权的享有主体应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很明显,虚拟人不在所要求的主体范围内。作为一个新兴的人工智能作品,现行法律尚未能对虚拟人的权益给予明确规制。
10、学术界对虚拟人是否享有名誉权等人格权利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根据‘人格权延伸保护理论’,虚拟分身的人格性权利是现实世界人们人格性权利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延伸,在元宇宙这一虚拟空间的延伸;另外,虚拟分身享有的是不完整的自然人的人格性权利,不包括与生命体有关的人格性权益,如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1],即认可虚拟人享有部分人格权,包含名誉权;
11、有观点认为可以参考法人拟制人格的方式,通过立法为虚拟人赋予法律拟制人格,例如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于2017年通过的《关于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立法建议致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草案》,提出“从长期着眼为机器人创立特定的法律地位,以致于至少明确最精密的自主机器人拥有‘电子人’地位,能够承担弥补其引发的损害的责任,并可能把‘电子人格’适用于那些机器人自主决定或其他独立于第三方交互的案件”。刘振宇博士也指出:“一旦法律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主体,那么,人工智能就必然应当拥有法定权利;与之相应,一旦法律赋予人工智能法定权利,那么,人工智能便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人格。”[2]
12、有观点则认为虚拟人本质上只是人类创造的工具,由人类控制、并为人类提供服务,没有独立意识,将其视为自然人或法人从而享有民事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因而不应享有名誉权等任何人格权利。
13、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不认为虚拟人具有名誉权,理由如下:
14、(1)从“人格权延伸保护理论”角度看,民法体系中较为典型的人格权延伸保护样例,就是对死者的名誉保护。《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死亡后丧失,但为了保证死者生前确已享有的人格利益继续受到尊重、保护,法律才规定将对其名誉等的保护延伸至死后,并由近亲属行使维权权利。而虚拟人与之不同,虚拟人从始至终未在立法上获得民事权利能力,不具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将现实中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延伸到虚拟人身上,不符合民法对人格利益的保护精神。
15、(2)如果通过法律拟制人格授予虚拟人名誉等人格权,则需要虚拟人具备类似法人主体的几个特征: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意志、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毫无疑问,虚拟人无法凭自己的意识独立行事,仅能按照背后控制人的设计完成任务,财产也归属于背后控制人,任何可能产生的责任也都由背后控制人承担。因此,与法人有本质上区别,对虚拟人进行立法拟制人格显得没有必要。
16、(3)在实际应用上,虚拟人作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或产品,虽外表、行为(如自主互动)高度模仿人类,但仍属于民法上的物,由人类操控、使用。如果对虚拟人这一类物赋予名誉权,那其他类型的物(如机器人、其他人工智能产品)的人格权利是否也要随之放开?如果真放开,恐怕就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
17、综上,在现有民法体系下,虚拟人不享有名誉权,当发生虚拟人名誉受损时,由其背后的民事主体开展维权,行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请求权。
18、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未来伴随元宇宙及虚拟人的深度发展和应用,虚拟人的行为必将更具拟人化,自主独立性也将增强,虚拟人将独立参与元宇宙经济交易活动,并形成或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对于虚拟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人格、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因此,不排除未来可能通过立法为虚拟人拟制法律人格等方式,赋予虚拟人名誉权,对虚拟人及其背后的民事主体在面临虚拟人遭受名誉侵权时分别享有的请求权作出规制。
19、[1]黄斌:《元宇宙法律篇(一)——开启元宇宙的虚拟人法律问题探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2]刘振宇:《人工智能权利话语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8月第8期。
二、法律如何保护虚拟人物
2012年,继“初音未来”之后,中国本土第一位虚拟偶像“洛天依”横空出世,并在2016年登上了“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成为了中国本土第一位现象级虚拟偶像。2020年由字节跳动和乐华娱乐打造的虚拟偶像女团A-soul一经出道就在哔哩哔哩获得了爆炸性的成长。而2021年在抖音出道的“柳夜熙”仅凭一条视频就吸粉130万。而今年哔哩哔哩旗下的“必剪”软件也推出了虚拟偶像制作功能,似乎要开启全民虚拟人的时代。
在虚拟偶像逐渐成为“元宇宙”这一概念的重要版块之时,巨大商业利润的背后也伴随而来诸多的法律问题。本专题将从虚拟偶像的分类、商业模式和现有法律框架下已经存在及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本篇作为该专题的第一篇文章,将主要从虚拟偶像著作权及人格权问题探讨着手进行讨论。
虚拟偶像作为“虚拟人”中的一个分支,目前没有标准统一的定义。从发展历史、技术及商业运营模式的来看,虚拟偶像的分类方式多种多样,本文将从虚拟偶像与真实人类的关系来这个角度来理清它们的特点与区别。
从虚拟偶像和真实人类的关系来看,虚拟偶像可以分为:1.完全虚拟人格型;2.真人扮演型;3.真人转化型;4.虚拟数字人(AI)
完全虚拟人格型:是指虚拟偶像的形象由数字建模技术完成,动作通过计算机后台操作完成;声音则由真人提供,经过语音合成软件处理完成。此类虚拟角色与真人的关联度较低,代表人物:
虚拟偶像是集原画,人声,数字技术为一体的产物,目前《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分类中没有直接能与虚拟偶像的匹配的作品类型。根据虚拟偶像的不同分类来看,虚拟偶像显然也很难以一个统一的作品类型来进行分类。
我们以“完全虚拟人格型”来举例:
“初音未来”最早是由日本的Crypton公司以Yamaha的VOCALOID系列语音合成程序为基础开发的音源库(暨该程序的数据包)。为了把音源库更好的销售出去,Crypton公司画上了葱绿色双马尾的二次元形象,以达到“销售的并非软件而是歌手”的推广的目的。
如果到这里为止,我们来定义“初音未来”的作品性质,我认为以“计算机软件作品”定义较为合适。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角色形象逐渐固定,我们在指代“初音未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指数据包本身,而是指代这个角色形象。
那么,显然以“美术作品”不能涵盖其全部功能,而以“计算机软件”来定义又显得十分狭隘了。能否用“视听作品”来进行规制?
202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原法中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而对“视听作品”的含义,我国暂无法条明确解释。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中对“视听作品”做了如下定义:指由一系列相关的固定图象组成,带有或不带伴音,能够被看到的,并且带有伴音时,能够被听到的任何作品。从定义上来看,排除纯人工智能,带有唱跳功能的虚拟偶像似乎更符合视听作品。
但事实上虚拟偶像运用到的技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复杂。我们再以“华智冰”来举例,华智冰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开发的虚拟学生。据报道其声音、动作、形象完全是由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完成。华智冰的核心是深度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了让大众更能接受,才为它设计了人的形象,并开始了一些泛娱乐化的行为。从华智冰的案例来看,它似乎更加符合“计算机软件”的定义。
所以,我认为,不同的虚拟偶像还是需要结合其具体的生成方式来分别定义,而又以其被侵犯的究竟是角色形象,人物名称,语音系统,还是所表演的视听作品来具体看待。
比如,在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跳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初音未来”著作权侵权案中,“初音未来”名称和角色形象未经授权被运用到了跳跃科技公司的游戏《300英雄》的游戏人物身上。而在“英雄技能”里又用到了初音未来较为著名的两首歌曲“甩葱歌”和“世界第一公主殿下”来命名。
这里我将从“虚拟偶像本身”和“虚拟偶像的扮演者”两个角度来讲。
(1)虚拟偶像本身是否具有表演者权?
像“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拟偶像,其商业活动的内容就涵盖了与真人同台表演,独立演唱会等。它们是否具有表演者权呢?
我们来看一下《著作权法》对表演者权的规定:(一)表明表演者身份;(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三)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四)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五)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六)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虚拟偶像本身即是人类智力的劳动成果,是一个“产物”,其自身并不具备自我意识,而不同类型的虚拟偶像,在外观,设定,技术特性上往往也体现了人的选择。因此以虚拟偶像自身身份来对外许可他人行使权利并不适格,应当由被后的人或公司来行使。
(2)虚拟偶像的扮演者是否具有表演者权?
上文我们讲到,真人扮演型和真人转化型的虚拟偶像,都与真人的关系十分紧密。我们先来看“真人扮演型”。
就此种类型的虚拟偶像的商业现状来看,光是“表明表演者身份”这一项权利就无法享有。由于虚拟偶像相比于真人偶像更加“完美”,在外形,人设等方面更稳定,所以制作公司为了维持偶像的形象,保护粉丝的幻想,往往不会公开背后的“中之人”(即背后的扮演者)。A-SOUL部分成员就曾因为被爆料“中之人”和男友约会、已婚等负面消息导致部分粉丝幻灭脱粉(爆料真实性未知)。同时,隐藏“中之人”也更有利于制作公司根据商业运营的需要替换扮演者。
而针对于“真人转化型”的虚拟偶像来说,我认为是享有表演者权的。针对于此类虚拟偶像,制作公司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丰富真人偶像的商业板块,亦或者是给有才华却不适应抛头露面的表演者以新的表演形式。比如“泠鸢”在作为虚拟艺人出道前,在B站就已拥有一定粉丝量。由于其性格问题,便由实入虚,在2019年7月以虚拟偶像的身份出道。所以公开“中之人”身份并不会对虚拟偶像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更加分。
对于无法享有表演者权的“中之人”,其除了获取劳动报酬以外,其他权利往往难以保证。无法完成和虚拟角色的绑定,容易在虚拟角色火爆后被制作公司踢出局。比如日本虚拟偶像绊爱,最早的中之人被推定为一位名叫“春日望”的女士,后来绊爱爆火,公司则希望将角色分身运营,继而边缘化了春日望。
03关于虚拟偶像人格权侵权问题1.“虚拟数字人”和“完全虚拟人格型”虚拟偶像
韩国的聊天AI——“luda lee”,是一款可以模拟恋爱的人工智能型虚拟偶像,在学习了100亿次恋爱对话后,可以根据用户的问题做出类似于真实人类的反应。刚开始luda lee受到了很多年轻群体的欢迎,但一段时间后,部分用户在和其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在面对“残疾人”“同性恋”“孕妇”等话题的讨论中,luda lee表现出歧视。“地铁孕妇座什么的简直令人反感”“如果我是残疾人的话,那就只能去死了。”luda lee因此遭到了部分网友的抵制。从本质上来说“luda lee”是一项人工智能。luda lee发表的言论侵害了他人利益,承担主体应当是谁呢?
从人工智能的设计和运行角度来说,luda lee工作模式是通过与用户互动进行自主学习,再模拟真人思维,作出符合当前场景的对话。其反应完全是靠自身做出,并不是由真人通过luda lee的账号去发布的,那么人工智能本身可以成为侵权主体吗?
我们来看一个腾讯公司Dreamwriter的案例。Dreamwriter是腾讯公司自主开发的一套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智能写作辅助系统。由Dreamwriter创作完成的《午评:沪指小幅上涨报点通信运营、石油开采等板块领涨》未经授权被他人转载。在此案中关于Dreamwriter是否是创作主体的问题,法院给出了如下认定:“从整个生成过程来看,如果仅将Dreamwriter的软件自动生成涉案文章的这两分钟时间视为创作过程,确实没有人的参与,仅仅是计算机软件运行既定的规则、算法和模板的结果,但Dreamwriter软件的自动运行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自动运行的方式体现了原告的选择。如果仅将Dreamwriter软件自动运行的过程视为创作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计算机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这与客观情况不符,也有失公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针对人工智能其创作的作品的承担主体,应该是具体的人或公司。因而人工智能的作品发生侵权问题,其承担的主体也应当根据其具体的设计模式,落实到背后的人或公司。
不过luda lee为何会发表不当的言论呢?后来制作公司通过调取后台数据发现,用户企图对luda lee说污言秽语,让她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偏差,实现恶意“调教”。虽然制作公司曾企图通过更改算法、屏蔽敏感词来挽救,但经受不住大批网友恶意调教的luda lee,在后期的交互过程中频频骂人,最终只能被叫停。我们在上述案例中发现,用户可能利用设计中的漏洞对虚拟偶像进行攻击,这些行为本身可能就涉嫌“侮辱”“性骚扰”等等。但和真人偶像相比,虚拟偶像并不具有真实意义上的“人格权”,但通过现有法律却无法有效保护,这让制作公司的辛勤劳动可能付之一炬。这也使得此类虚拟偶像在同人作品中被侮辱和污名化的时难以规制。
日本虚拟主播团体hololive的两名主播“赤井心”和“桐生可可”曾在直播时发表过与台湾有关的不当言论,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遭到国内网友的抵制。从“真人扮演型”的商业模式来说,其主要是以直播作为营业方式,容易在与粉丝的互动中发生“祸从口出”的情况。由于此类虚拟偶像往往不会公开背后的扮演者,粉丝也很少会将扮演者与虚拟偶像本身割裂开来看。所以要求扮演者来承担具体侵权责任不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可以参考《侵权责任法》第34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由运营公司来对外承担具体民事责任,再通过内部奖惩措施对扮演者进行处罚。当然,我更建议运营公司不要忽略对扮演者的统一入职培训,以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再从虚拟偶像被侵权的角度来看,“真人扮演型”则要比“完全人格虚拟型”和“虚拟数字人”更多一层“人”的关系。虚拟偶像并不具有法律人格,因此无法通过名誉权,隐私权等进行保护。但扮演者在履职的过程中遭受的侮辱,诽谤、性骚扰等伤害却是切切实实的,如若形成了精神创伤应当如何维权?前文我们说过,此种类型的虚拟偶像往往不会公开扮演者身份,或者有多个扮演者,虚拟偶像和扮演者无法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维权显然很难突破“虚拟偶像”这层壳,因为侵害行为针对的是虚拟角色而非扮演者本人(直指扮演者的言论除外),制作公司显然也无法代理扮演者替虚拟角色维权。
对于扮演者来说,不享有真人偶像的“皇冠”,却可能要承受同样的“皇冠之重”,确实需要强大的心脏。
真人转化型是真人虚拟化的代表,往往会和自然人本人产生直接、明确的联系。但真人转化型依据商业模式的不同,可分为制作公司运营,及本人运营的不同情况;又可能分为虚拟偶像即是真人的虚拟形象,或者虚拟偶像和偶像真人是两个独立的人设和个体(比如黄子韬和韬斯曼的关系)的不同情况。所以在作为侵权方和被侵权方的法律关系里,细说起来就更为复杂。虚拟偶像作为侵权方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参考上文进行推导,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作为被侵权方的维权方式。《民法典》中关于姓名权的保护已经及于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所以针对虚拟偶像的名誉侵权,主要参照虚拟偶像和自然人的关系。如若虚拟偶像仅是偶像真人的虚拟形象,与真人形成了一一对照的关系,那么偶像真人则可以成为原告的适格主体;如若虚拟偶像与偶像真人分开运营,具有不同的年龄,姓名,人设。虚拟角色无法指代自然人主体,则可能仍无法突破虚拟角色不具有“人格权”的壁垒。
通过上文的探讨我们发现,现有法律仍有很多无法完善保护的方面。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设置法律人格,以及AI伦理的问题,学界已经探讨多年。通过拟制法律人格或可解决上面我提到的很多问题。但也有大量反对的声音,认为人工智能始终是由人类创设,也脱离不了本身的工具属性。但我个人认为,不论是作为“商品”还是作为“拟制法人”,其“商品化权”或者说“人格权”都由保护的积极意义。毕竟前期投了入大量的技术、人力成本经营,维护好产品的形象不仅是对粉丝负责,也是公司长久运营之计。
三、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是什么
NGOs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的争论。
1.NGOs国际经济法主体地位的争论。
2.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法主体地位的争论。
3.争论的解决：国际经济法主体的确定标准问题。
二、国际经济法主体的确定标准问题：从国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角度分析。
前提：广义的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与狭义说仅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不同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法认为：它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既调整纵向的国际经济管制法律关系,也调整横向的国际交易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便存在于这两种法律关系中。因此，处于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中且负担了一定的权利义务的行为体都应当被认为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在国际经济法发挥调整作用的过程中，享受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的主体，就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因此不仅包括从事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从事此种经济交往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
从这一角度分析，NGOs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制约等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其负担了部分国经经济管制的职能。此外，当它作为平等主体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又受到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因此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时确定无疑的。对于跨国公司，强调的是其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以及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行为，这也证明了它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最后，把国际经济法做这样的拆分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不会。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这样做只是希望把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弄的更明确一些。从而区别各个法律关系主体在不同的情况下的身份、功能及其法律地位。
“广义说”与“狭义说”。在主体问题上都认为国家，国际组织或者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对待个人和法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有着不同看法。
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本质认同一致与差别
判断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要件：从民法原理中的民事主体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的关系来看国际经济法主体资格的构成与判定．
三、以跨国公司为重点，考察其主体地位及特殊性
国公司是一定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法主体：国际司法，国际组织相关规定的证明．承认起有限的国际经济法主体地位是为了更好的调整其行为，促进全球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有利于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影响加深，必须受到国家经济主权的管制。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出口总额逐年增加，2001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为5090.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661亿美元，进口额为 2435.5亿美元；2007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为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2180.2亿美元，进口额为9558.2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27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居于第三位。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影响我国出口的一些问题。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1：2.6)。
(1)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偏小，整体水平差。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额920亿美元，进口额1008亿美元，贸易逆差88亿美元，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低，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3.6%，而同期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3.02%，是我国的3.6倍。
①出口的部门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部门。②服务贸易的国别(地区)结构不合理。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欧盟、美国和日本，合计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③服务贸易的区域发展不够平衡。我国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天津列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前列。2006年，北京服务贸易占到全国服务贸易总额19%。
(3)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直到近年才有较大的改观。服务贸易的立法未成为体系，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已颁布的一些关于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不仅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立法层次低、缺乏协调，影响到我国服务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规定与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4)服务管理体制落后。目前，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些地方不符合国际惯例。
2.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阻碍我国商品的出口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或区域组织以维护其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
(1)我国有60%以上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货物金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
(2)已经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加工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商品，还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国的贸易成本，引发了贸易争端，造成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
3.贸易摩擦增多，使得外贸风险加大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日渐增多的贸易摩擦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1)2007年前11个月，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两反两保”贸易摩擦62起。
(2)对中国商品提起反倾销讼诉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的行列。
(3)贸易摩擦的产品和行业结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入倾销产品的范围，从过去的原材料、简单加工扩展到现在的高科技产品，几乎涵盖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涉及4000多种商品。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4)涉及的金额和反倾销税率越来越大，委内瑞拉1999年决定对中国的皮鞋、人造革皮鞋和布鞋等鞋类，采取临时措施，征收300％的反倾销税；秘鲁1996年立案的中国鞋，最高征收的反倾销税达到 903.92％；2004年2月，墨西哥经济部决定恢复对从中国进口的鞋和鞋靴零件征收165%-1105%的反倾销税。
贸易摩擦给我国出口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我国产品在出口市场受到挤压，对我国产品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贸易中应采取的对策
(1)国家应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同时，将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的作用，建立境内外及时沟通的服务贸易支持网络。
(2)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多种形式，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紧密合作。
(3)积极进行服务产品结构的调整，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我国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4)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法规，建立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保证服务贸易能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我们应加强对CATT、GATS、WTO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根据GATS的要求，尽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正确利用GATS的有关例外条款，制定适度的保护政策，以保护我国服务贸易的正常发展。
(1)政府方面。①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跟踪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某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相应准备。②制定优惠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管理先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型企业，同时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管理水平低、环保意识差的企业。③实施标准化战略，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应制订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并按照需要将这些国际标准引入我国，让生产企业在掌握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去安排生产，以使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这对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帮助。④政府有关部门要服务和帮助企业开拓其他市场，规避贸易风险。企业还可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境外投资等多种方式，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让“销售地”变“产地”，避开贸易壁垒。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强化标准化意识，采用合理适用的国际标准，严格执行标准，并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②企业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以及对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冲破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③企业应投入研究开发费用，生产符合外国技术标准特别是苛刻要求的先进产品，还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绿色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当贸易争端一旦发生，要通过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国政府取消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企业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1)政府方面。①我国政府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政府应充分援引WTO反倾销协议中的条款，对其他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措施和调查程序进行严格的调查，并提出异议，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记载反倾销应诉中所作的实践，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据理力争，督促相关国家修订对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定标准，最终取消岐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完善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网络。③加强对出口竞争秩序的规范，设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并执行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出口制度，是减少对华反倾销诉销的有效措施。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调整战略，实行国际化经营。②要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大科技投入，不断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产量，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和以价取胜的战略转变。③企业在反倾销的过程中，应当熟悉国际惯例，依法应对反倾销，使自己由被动化为主动。
以上元宇宙法律主体的认定，法律应当保护虚拟人物吗讲解的内容今天先讲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用处。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