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的活动是实践吗(大连仕茂科技馆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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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区块链和NFT有可能实现非殖民化吗
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大连仕茂科技馆好玩吗

一、区块链和NFT有可能实现非殖民化吗

1、一组国际学者讨论了目前的NFT进展障碍。

2、 Luke Hespanhol：随着NFT的炒作在2021年达到顶峰，我们看到许多个人和社区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对其艺术和文化的认识。这包括一些原住民团体和那些所谓的全球南部地区。这里是否存在买入一个模糊的生态系统的风险，该系统在短期内提供快速收益，但最终加强了殖民结构？

3、 Soraya Kouadri Mostéfaoui和Victoria Neumann：正如Mustafa Ali所说，"计算机现象本身是固有的殖民主义，因为它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并继续体现着殖民主义的各个方面。NFTs也不例外，当然也加强了殖民结构（社会阶层）的遗产。

4、边缘化群体可能会寻求使用NFT，因为他们要么被排除在传统市场之外，要么受到传统市场的剥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为自己争取生活和收入。然而，区块链和NFTs背后的经济模式并不允许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结构。相反，他们重新强化了这些结构。

5、 Gustavo Romano：我看到只有少数人可以快速获利。NFTs，像社交网络一样，帮助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少数影响者依靠众多的追随者。就像任何金字塔的动态一样，你越晚加入，就越不可能获利，从而养活了金字塔并验证了其动态。

6、 Eduardo Navas： NFTs是经济交换非物质化的最新阶段。区块链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易货经济，是。谁能够执行和监管其交易？区块链技术目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但开发它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人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是从统治阶级中产生的，因此有适当的知识来破坏它。他们可能有看似颠覆性的方法，但最终，区块链技术和NFTs将被既定系统吸收。

7、在这样的时刻，当重大技术变革生效时，有希望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可以找到参与的方法。这有助于文化变革，为发展更稳定的生活、甚至财富提供机会。然而，如果那些能够加入战局的人允许先前存在的奴役范式继续存在，这就毫无意义。无论哪种范式出现，都会有一组不同的群体在相互斗争。当我们看人类历史时，这就是社会网络的本质--斗争仍然存在，但参与者将是不同的，更加多样化。群体内将不会简单地由种族和民族来定义，而会遵循更复杂的意识形态划分。这已经在发生了。

8、 LH：区块链技术的捍卫者认为它有潜在的好处：自主性、去中心化、民主决策和稀缺性驱动的价值产生。然而，它目前依赖于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不透明的技术平台，以及对环境来说成本很高的计算能力。我们怎样才能调和这些不同的方面？

9、 EN：这些方面是无法调和的。问题是，人类继续基于对他们声称是财产的任何东西的单向提取而运作，包括自然资源。但单向提取依赖于增加个人财富的无限潜力这一抽象前提，这进一步推动了贪婪。人们需要超越货币经济学，思考环境经济学。

10、当各国决定参与全球经济，同时试图通过经济交换来平衡自己群体的社会契约和其他群体的社会契约时，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产生了。区块链不是破坏这种紧张关系的现实手段，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碳足迹来证明电子交易。

11、 GR：虽然区块链可以激励我们建立促进去中心化和水平化的工具，但它的建立是为了以一种优雅的方式逃避国家监管，而不是为了追求平等主义的社会目标。

12、 SKM& VN: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政治价值源于赛博朋克和密码学，以及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区。以匿名和去中心化为例，这是逃避国家和金融机构干预和监视的方法。虽然Web3社区和DAO（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可能会采用民主决策和平等的言辞，但在实践中，由于参与不平等，他们很难实施它。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等级制度（阶级）的重新引入，这有利于较小的活跃开发者群体或那些持有最多代币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基于阶级的精英主义。

13、 LH: NFTs给无形的人工制品赋予了价值，否则它们可能被"右键保存"并自由分享。这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姿态，重申了种族资本主义最早的形成，我们怎样才能解决数字财产关系的问题？

14、 GR：代币化，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与占有的行为或幻觉密切相关。虽然在数字领域谈论"占有"近乎荒谬，但它确实提出了关于物理世界的占有问题。为什么给纸币赋予价值比给代币赋予价值更重？今天，一切都可以被符号化，一切都可以作为符号获得价值。一个世纪前，杜尚的现成品有助于批判艺术市场的拜物教和对收集和占有的强迫性。很少有作品真正被托管在区块链上，所以不管你是否购买了NFT，还是建议你"右击并保存"。

15、 EN：随着物质财产变得稀缺，信息财产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必须变得稀缺，以便具有任何价值。NFTs通过声称只有某些数字文件是真实的，使这种稀缺性成为可能。那些购买这种文件的人希望这种非物质或信息商品的价值能够保持，或者最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这是关于财产和关于声称领土的问题。

16、然而，虽然这个问题可以按照殖民主义来框定，但它实际上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它是不同形式的领土化的组合。亚洲和中东也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它们有自己的殖民历史。因此，它们不能被本质化为一种单一类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反，今天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是混合的。作为一种全球文化，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个领土化（要求一个对象）、去领土化（为一个新的目的准备一个对象）和再领土化（将一个去领土化的对象导向一个新的目的）的问题。

17、 LH:在我看来，NFTs和DeFi的结合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产都可以在财务上进行交易，如果它们可以交易的话。你认为有可能使NFTs与贸易脱钩吗？

18、 SKM和VN：把任何可以控制、交易和资本化的东西变成一种资产，是NFT的技术科学资本主义的基础。资产化本身是一种殖民实践，它将物体、实践和经验从其嵌入的环境中连根拔起，不仅赋予商品以使用价值，而且还将投资和回报作为关键目标，因此也是交换价值。

19、 EN：在一个人的在线活动值钱的时候，所有的文化资产都是可以在金融上交易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教育，让他们在信息经济中拥有代理权，在这种经济中，他们的数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和出售。

20、 Guy Debord曾说过："奇观是积累成为图像的资本"，艺术开始了非物质化的趋势。然而，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乘着数字化的海啸，已经在自身内部承担了象征性的数字图像或NFT。对Debord来说，"情境"是逃离奇观逻辑的一种手段，而事件的无形性则是反对市场化对象的方式。但现在市场已经超越了对象，转而提供可收藏的时刻来出售。

21、 LH：我们怎样才能为创作者群体创造价值，为他们提供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审美的自主权？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公平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机制？

22、 GR：今天的区块链技术是制度化的不信任，建立在对受骗的恐惧和对他人的恐惧之上。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并建立基于积极关系的系统；例如，基于确保在实现集体利益的情况下提高资产的机制--智能合约不仅可以防止诈骗，而且可以促进普遍福利。不幸的是，这与无限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相当不相容，在这种逻辑中，目标永远是"活得更好"，而不是"活得很好"，这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安第斯文化的概念，它指的是个人、社区及其自然环境的利益之间的和谐平衡。

23、 EN：美学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有意义，而且是全球经济的真正驱动力。例如，当你看一下股票市场，大多数"散户"股票经纪人所买卖的不是一家公司在资产负债表和增长潜力方面的实际价值，而是故事--使该公司成为普通大众的神话。这使得全球的股票市场更加动荡。

24、我们倾向于考虑美学主要与视觉艺术，或一般的艺术有关，但美学意味着感官知觉。如果人们意识到财富生产的过程，审美自主权可以变成你所说的真正的自主权。因此，艺术家需要了解他们自己的品牌创造背后的确切过程，不仅是为了保持它--如果他们能够实现经济自主权--而且是为了确保他们在实现经济稳定后不会损害他们的创造动力。

25、 SKM& VN:我们认为，像NFT这样的机制应该与相关群体一起，为他们考虑，并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事实上，这种机制应该放大边缘化社区原本未被听到的声音，以便将他们的价值观和需求纳入发展中的技术，而不是通过继续压制未被听到的声音来扩大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的遗产。

26、一些区块链社区现在正以更透明的方式向内容创作者支付报酬，例如3Speak--基于Hive区块链协议--视频内容创作者通过点击和喜欢获得报酬，但没有底层广告算法。Hive已经开发了整个Web3生态系统的应用，包括游戏和NFT市场，以及社交媒体网站和视频平台。

27、类似的区块链倡议促进了Token化社区，它采用所有权和交易的自由主义原则作为数字空间中社会互动的基础。喜欢和浏览，以及个人捐赠，然后贡献出收入，所有人（包括观众）都可以看到，并以加密货币支付。根据共识模式，这可能会成为环境和矿工的问题，但它至少促进了关于收入模式和利润分享的对话，以及对要求公平分享的内容创作者的信心提升,这些对话需要用非殖民主义的观点来扩展。

28、 LH：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系统更倾向于达成共识而不是监管。因此，如果一个生态系统被剥削者殖民了，达成的共识实际上可能只有利于少数拥有巨大投票权的大玩家。同样，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文化资产被盗，并在多个市场上被列为非金融资产,如何确保对文化滥用的问责？

29、 EN：即使是去中心化的系统也有殖民化的倾向,导致互联网出现的诱因是冷战。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了ARPANET的建立。在其早期，互联网是一个需要填充的空间。但一旦这样做了，限制和新的合同就被引入。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但它确实需要监管。监管并不等同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有可能进行包容性的监管，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参与机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真正改变我们对金钱以外的经济的思考方式。

30、 SKM& VN：即使在区块链之外，我们也没有对文化滥用的责任。监管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目前是在一个悖论中运作，因为监管和没有监管都是为相同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边缘化的声音很少被监管者或政策制定者倾听，这只会扩大殖民主义的做法。

31、 LH：殖民主义的历史充满了直接剥削和"好意"造成重大损害的例子。鉴于这种殖民背景，你如何评估诸如NFTs等新技术的风险？

32、 GR：如果我们继续朝着token化的元宇宙漩涡前进--在这个超现实中，我们成为数字化身的危险将来自于不被token化，被排除在超现实之外就是不再存在于它的模拟物：现实。

33、 SKM& VN：压迫和歧视是无处不在的，什么变化是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一个欧洲的年轻艺术家可能以同样的动机使用NFTs，而来自全球南方的艺术家。对前者来说，赌注大，风险小，而对后者来说，赌注小，风险大。因此，压迫和歧视的程度是不一致的，这就加强了殖民现象。每一项新技术如果不积极引导反对殖民主义做法，就会通过剥削那些依赖它的人而延长殖民主义时代。

34、 EN：殖民主义是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也是部署权力的一个过滤器。NFTs和metaverse都是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延伸。为了摆脱它，我们必须理解殖民主义如何以新的形式重塑自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是在治标而不是治本。

35、 LH：对区块链、NFTs和Web3进行非殖民化的尝试，是否只是用一个新殖民主义架构取代另一个架构的行为？

36、 SKM和VN：虽然Web3仍在兴起，但很难预见关于去中心化基础设施的谈判将如何启用或拆除现有的权力结构。加密货币和NFTs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是，非殖民化能在多大程度上瓦解它们的压迫性力量。这是一个挑战！作为一种组织工具，区块链可能是有趣的，而且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和集体管理公地的实验，特别是在DAO的空间。问题是，社区是否能以非殖民主义的动机参与区块链，其内置的经济和政治价值。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

37、 EN：如果不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和驱动原因接触，非殖民化是徒劳的。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专注于NFT或任何相关技术是否被殖民化或非殖民化，因为它们产生于殖民主义并带有殖民主义的残余。在我看来，最有益的方法是专注于挪用殖民主义的动力，并以对他人公平和平衡的方式重新部署它们。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主张，但只要我们了解殖民主义背后的实际过程，它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38、 Soraya Kouadri Mostéfaoui是开放大学计算机和通信学院网络技术高级讲师和研究生研究导师。她在弗里堡大学获得了泛在计算的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以人为本的数字系统的设计和吸收，重点是人与数字世界之间的关系，解决围绕医疗保健、教育、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问题。

39、爱德华多-纳瓦斯是视觉艺术学院艺术和数字艺术与媒体设计的副研究教授，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与建筑学院艺术与设计研究孵化器（ADRI）的研究人员，他研究并教授文化分析和数字人文的原则。

40、维多利亚-诺伊曼（Victoria Neumann）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生，拥有科技研究（STS）以及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背景。她的研究重点是数据基础设施的社会技术问题。她最近参加了EPSRC资助的项目"公民数据身份伙伴关系"，该项目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和DAO在医疗保健中的应用。她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计算机和通信学院的非殖民化小组的一员。

41、 Gustavo Romano自90年代初作为网络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发展了他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和理论家的活动。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古根海姆奖学金和Telefonica基金会的Vida奖。

42、 Luke Hespanhol是悉尼大学的设计学高级讲师和交互设计和电子艺术硕士的主任，他也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重点是人、技术、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领域包括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及智能城市、城市界面、媒体建筑、数字场所制作、社区参与和数字包容。

二、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和数据日趋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在利益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危害信息数据安全的行为与日俱增，如淘宝12亿个人数据泄露案件、“暗网”兜售个人信息案件等等，其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

基于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刑事救济手段在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典型的案件，对相关罪名所涉及的手段和争议焦点展开讨论。本文对2016年以来，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的司法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梳理出围绕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涉及罪名、典型案例及主要争议焦点。一方面为行政机关开展“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指引，对于涉刑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向企业机构合规建设提供指引，避免陷入刑事风险。

11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现在我国在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民、行、刑”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安全防护网。当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以国家公权力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相较于行政、民事立法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笔者对近10年来，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相关刑事犯罪的一审判决进行了汇总研究，用数字来展示我国个人信息刑事犯罪保护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典型案例对焦点问题进行总结。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的演变

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以公法保护为主到日益重视私法保护的发展历程。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中増设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77条之一第2款)是我国首个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定。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新增第253条之一,首次将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第253条之一作了修改:将“违反国家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同时对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作出区分，对于特殊身份主体，规定了从重处罚的原则。对处理个人信息中履行相关职责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7年5月，针对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而且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二）我国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2015年7月，《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将数据安全保障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强调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其在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保管和使用进行了更全面的规范。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该法主要还是规定了网络运营者违反各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定义务的行政法律责任。

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施，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处理范围、要求及原则，以及免责情形；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规定信息处理者义务；完善对患者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密责任等等。

2021年9月，《数据安全法》生效实施，《数据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首次将数据安全全局决策统筹工作升格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其上位法是《国家安全法》，这一法规确立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概念，与“重要数据”“其他数据”形成责任界定，并且优化了数据出境的规则。

2021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一整套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弥补以前立法的缺陷。既从我国实际出发，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措施上升为法律规范；又充分借鉴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有益做法，体现立法的前瞻性和完整性。

至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以《刑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主导的，全领域、多层次的保护体系，构建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本次检索在Alpha数据库中，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为关键词，获取了自2011年至今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共计5624篇裁判文书。以此作为我们本次分析的样本数据，并重点分析自2016年以来，我国个人信息刑事司法保护的发展和趋势。

图表 1涉个人信息类刑事案件数量趋势

通过图表1我们可以看出，侵犯个人信息类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2017年，成为了我国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关键起点。

因为在这一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启了我国涉个人信息刑事保护新时代。因此从2017年开始，案件增幅速度明显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这也体现出了立法者和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避免法的滞后性，紧追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坚决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态度和决心。

（二）案涉地域以沿海发达城市为主

（本次统计将案件涉及的全部犯罪实施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区均统计为犯罪地，因此犯罪地数据可能大于案件样本总数）

通过对犯罪地统计可以看出，在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案发地所涉省市前五名，有四个省市位于我国南方的沿海城市，并且是经济大省江浙沪以及广东省，而另外一个河南省则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其中有4223件次涉及到江浙沪地区，可以说，江浙沪会成为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前沿阵地。

该项数据更多的反映出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案发概率更高。同时对于该类案件的刑事侦查手段和司法裁判也相较于其他地区走在前列，刑事打击力度也相对较大，司法保护力度也会更有成效。

接下来，其他地区将会借鉴江浙沪粤等地区的工作经验，逐渐追赶上来，掀起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新增长趋势。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手段多样，涉及罪名广泛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被告人实施侵犯个人信息的手段是多种形式的。

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客体。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从而转卖、转售获得非法利益。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4476件占据了此类案件的决对多数。

随着信息存储的数字化、数据化以及网络化，更多的被告人采取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方式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不仅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也会触犯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罪名。

另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工具。其目的是利用个人信息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如典型的电信诈骗、信用卡诈骗等。我们可以看出采用违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实施诈骗的案件数量有560件。特别是在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过程中，采用非法获取、购买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近年来不断攀升。为此，2021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这说明我国已经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2017年《解释》的发布实施，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的案件数量大幅提升，2019年达到了峰值，2021年由于大部分案件尚未审结，但是随着当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以及数据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数量仍会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但是新增犯罪数量必然会随着监管的加强而逐渐减少，待两三年内存量犯罪案件查办处理后，该案涉案数量将会回落至常态。

“私家侦探”非法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

2019年3月，吕某找到“私家侦探”王某，雇佣王某调查自己的丈夫。在五个月里，王某通过跟踪拍照、查询开房记录、定位手机等方式，获取了吕某丈夫的行踪轨迹、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凭借这些信息，王某从吕女士处先后收取酬金共计6.4万元。

2019年9月，王某被警方抓获，经查，王某在此次案发前，就在从事类似的违法活动。

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10万元，并继续追缴其6.4万元违法所得。

本案中，对于接受个人委托，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给单一委托人、数据未向不特定群体披露的情形，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确认。两级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接受吕某的委托实施本案行为，并不能排除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对于此类“私家侦探”的非法调查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之内。

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在重庆市融信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天下公司）担任业务员。为了拓展贷款业务，其通过QQ从他人处非法获取信息79921条，其中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套内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940条；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贷款记录、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交易信息588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73244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4149条。通过QQ提供给他人包括姓名、电话号码等内容的信息278324条，其中包含车主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户日期、车型、车牌号、车架号、住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318条；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建筑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37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267580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9389条。2017年4月11日，被告人张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以被告人张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000元。

认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应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范围进行实质界定。

首先，从保护法益角度出发，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而对外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属于向社会公示范围，并没有违背其本人不予公开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类信息的对外公开表明企业法定代表人让渡出部分个人权益，概括同意该信息自由流通，保护价值降低。因此，从保护法益角度来讲，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其次，从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来探究不同类型信息的内在属性。在公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中有相当部分仅为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它既不同于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又不同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故不应认定为刑法规范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特别是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再冒充公检法向其本人、亲友实施诈骗活动，既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又触犯了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此类案件随着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加强，严格互联网运营商、服务商监管义务，并且随着个人信息保护的加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封堵，该类案件在未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是鉴于跨境互联网犯罪打击难度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显现成效。

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2016年初，被告人章某某到广东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C2栋1201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

2016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00元。

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百度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征求意见，此类案件将会持续纳入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名被普遍认为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新增该法条目的是单独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进行确认和定性，加强对帮助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样本数据中，共有47件案件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问题。

在对该类犯罪行为定罪定性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考虑法条竞合的问题，即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另一方面，案件涉及到的“信息”是否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

出售公民自愿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

2020年4月份，被告人王某某明知他人收购电话卡用于信息网络犯罪，通过“蓝牙工作室”网络招聘成为一名“开卡代理”，其以每张60元的价格让其亲朋好友及他人开通了164张手机卡，后再以每张100元至140元不等的价格将164张手机卡卖给“蓝牙工作室”“卓越”“撸撸移动联盟”等微信用户，违法所得共计14430元，其中非法获利4590元。王某某所售手机卡之一被用于诈骗被害人翟某所用。案发后，王某某退出非法获利4590元。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以被告人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不当，本院认为王某某对外提供的手机卡号均系卡主自愿、真实开通，其并没有侵犯到卡主的个人信息，但其将开通的手机卡号提供给他人用于实施网络犯罪，其行为侵犯的客体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而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王某某犯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近年来，随着python等计算机语言的快速普及，利用爬虫技术等简单的技术手段便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数据，并且随着个人信息数据的价值不断增加，铤而走险采用侵入计算机系统、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在2017年以后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犯罪方面，以非法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案件数量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解某某使用“灭天战神”“远程爆破”等黑客软件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并将破解的计算机IP地址、账号、密码及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侵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周某某经营的中国移动代办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王某经营的通讯经营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并存储于其百度云网盘中，后将上述个人信息向他人贩卖。

2017年7、8月，在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某网吧，被告人解大伟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公安局的裤子”“教育局”“学生数据”等共享文件，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其中“公安局数据库”及“公安局的裤子”文件共含有公民个人信息2342条、“教育局”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339条、“学生数据”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2154条。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及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31653组，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3刑初15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解大伟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5000元。

如何辨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通过网络非法获取的信息中有可能包含公民个人信息，也就是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在一些情况下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手段行为，所以两罪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而这种竞合是因“一行为侵害数个独立之法益，致触犯数个罪名，同时具有数罪之性质”。也就是说，两罪之间的竞合由于一个犯罪行为侵害多个法益所在，是想象竞合关系。

但两罪之间又存在诸多不同点，存在实质性差别，成为司法实践中构成不同罪名进行处断的依据。如何根据获取的“个人信息”性质不同，区分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信息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合议庭经合议后认为，被告人解大伟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共计131653组的行为，同时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应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规则进行处理；其实施的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及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等文件获取公民信息15835条的行为，与上述犯罪行为在犯罪性质上有所区分，仅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

特殊主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特殊主体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这里的“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人员不仅限于公职人员，对于酒店从业人员、互联网运营管理人员等均属于该特殊主体的范畴之内。当前，各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APP的治理是一项急切的工作。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使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在强监管之下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切实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放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事件的发生，届时受到追诉的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人员，整个企业都有可能陷入刑事风险。

在国家机关的数据保护义务方面，《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都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

2017年6月至8月间，冯某某利用担任某法院执行三庭法官助理的职务便利，接受社会人员曹某请托，违规使用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及工作证件等，多次在中国工商银行知春路支行等多家银行查询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共计300余条，将200余条银行查询结果非法提供给曹某，并因此收受曹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8．35万元。

2018年7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裁定，即判处冯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在案之人民币十一万三千五百元，予以没收。

一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与滥用职权的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冯某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滥用职权罪，同时还符合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犯罪行为的想象竞合。滥用职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刑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尽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附加判处罚金刑，但考虑到冯力文身份的特殊性，其犯罪行为具有突出的职权属性，因此以滥用职权罪择一重罪处罚。

二是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是否属于重复评价？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均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密切相关。然而，受贿罪重在惩罚被告人收受财物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损害，滥用职权罪则重在惩处被告人不正当行使职权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两罪虽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性，数罪并罚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数据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正处于质变的过程，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元宇宙等依靠数据支撑的产业的持续爆火，各领域围绕个人信息数据争夺的热情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减。因此，我们认为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而言，仍然要持续关注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法律适用与政策研究，紧紧跟随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潮流。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合伙人

策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争议调解中心负责人

EXIN数据保护官(DPO)&信息安全官(ISO)双认证律师、授权讲师

拥有多年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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