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唯识学对宇宙看法的四元论，以及唯识学对宇宙看法的四元论是指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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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学与哲学的区别是什么
佛学之精深博大，论理体系之完整究竟，诚为人类文化精华之所在，其对宇宙人生真理之了澈，贯世出世法为一体，实诠哲学理则之极致，而其指论智德之实践，则又处处融汇于吾人生命群体之日常生活中，故远非一般迷信鬼神，徒托空言者之可比，然常人因对之多乏深刻理解，故有视其为仅能存在于知识贫乏之古代社会中，因于人类对自然现象之震撼迷惑，而在宗教情绪与生活之演化中，所形成之一种宗教神学，其与纯论理之哲学，实无所贯通，殊乃一大误解，盖论哲学之目地、价值及功用，在求明析宇宙人生之究竟，而导人类存立于真知至善之境，故其非但批判于文化，且有指导文化之功用，是以论理如不究竟，甚或有所偏失，则虽只一人一家之说，亦往往足以贻误社会人群；今日人类社会之物质文明，故已进入原子太空时代，生活方式亦由原始劳动，进入机械化、自动化之阶段，但在精神方面，则又因为多数人对人生理事之不澈，局于断常偏执之错见，致沈溺于功利自私之深渊，逐物忘心，德性堕落，此实乃二十世纪人类之一大悲剧，而何以导致此人文发展中，智德之不能平衡，吾人实有对人类之知识问题，重新加以反省检讨之必要，而在哲学上迄今仍所未能究竟之根本问题，如宇宙本体之真相，生命理体之究竟，知识能力之扩展等，在佛学上，则早有明确具体之解决，并已有古今千万人之所实证，然而今日之哲学与科学方面，仍未尽将佛学中之全部真理，予以融通运用，此更为人文发展中，一最大损失，故将佛学哲学科学知识之融合应用，以拯救人类社会之陋失、开拓光大人文发展之理路、导人生于真知至善平等自在之理地，实为当世之要务也，笔者孤陋无学，非对某种世学有何成见，存心褒贬，因有感于斯，是乃略抒管见，以供读者指正。
人类之所以能别于禽兽，组成社会，创造文化，以人为之目地法则，适应改变自然界之因缘制限以善遂其生者，在其自身具有心性上之觉知能力，故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成立，主要在能知方面具此心能，其次始为所知方面事物之显现，以意识分别其因果存在中之质量、关系、时空变易等之理奥，故所知之理量，必为能知所决定，而世人在此业果感报之根身器界中，是否真已将其心性之本能全予发挥运用，以创建其正确普遍完整之知识，以供人生之需求，则仍未尽也，古今诸多哲人，于受本身心识能力制限之故，是以其知解，始终只局限于根尘和合妄识变现之现象界，而未能洞澈真如实相之理体，故其论宇宙之本体，则唯心唯物，一元多元之争，历二千余年而未解，在知识论中，理性说、经验说等亦莫衷一是，致使人对社会人生见解处理，陷入一片纷乱中，故常人对人生意义价值究竟为何？多感茫然无所择从之慨！诚堪悲悯之至：谈哲学问题，一般多以为西方哲学较有理序，故即略引西哲数人之学说观之，即可见佛学之穷理究竟矣；在希腊之哲学思想中，首先以哲学解释宇宙之本体者，为泰利士，（Thales.640—548B.C.）以为水乃宇宙之本质，以后接踵之有人认为系大气，又有人言为火，为水火土气，至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460—357.B.C.），又以聚离变动之原子释之，苏格拉底（Socrates.460—399.B.C.）对宇宙本体则持存而不究之怀疑态度，然其有言：「余所知者仅一事，乃一无所知。」其对宇宙智德之诠扬，亦仅成为哲学上人本主义之先导；而柏拉图，(Plato.427—347.B.C.），以理念为中心之学，以理念为实有之存在，乃永在变易中万物之理型，亦只乃对苏格拉底之学，作进一步之探求而已；亚里斯多德（Aristotles.384—322.B.C.），虽集希腊哲学之大成，但其以为宇宙乃由质料与形式渗混而成，以为万物之生成有四因，即质料因、形式因、效力因、终极因，此种多因论，又何达因果平等之知，而其全部理则，亦只能作不了义世法之诠解耳，然自亚氏死后，直至中古时期，西方已无第一流有创见之哲学家，多只不过咀嚼模仿前人之思想而已，而经院学派之哲学，立宇宙之第一因归之于一神，是使西方人智能之泉更雕寒矣，以上所引者，故可以当时西方社会，在人文科学各方面之积累体验，尚属幼稚，对人类之知识能力及宇宙人生之探究，尚未能加以反省深入，故虽大哲学家，在论理上仍难免有贸然独断以偏概全之失，即又以近代哲人之知解观之，如理性之代表人物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虽倡以理性推理之说，以窥宇宙之真相，而其所言：「我思故我在」之哲学名言，亦只落唯识学中，第六意识见分之理诠，故其究理，偏止于心物对待之二元；而康德（Kant.1724—1804.）所集创之直观上之时空，悟性上之十二范畴，（量之观念之普遍、特殊、单独；质上观念之肯定、否定、限制；关系观念方面之确然、假定、选择；姿态观念上之疑问、确说、必然。），理性上之三理念，（即藉理性之作用，而以理念为格式，以求统一悟性之所认识。）亦未超心色识用之理限，故彼亦以为人类之所能知者，只为万物之假相，至万物之真相，其称之为「物之自身」者，则不可知；黑格尔（Hegel.1770—1831.），以心色变易之因缘动因为中心，创立正反合矛盾统一之辩证法，其对宇宙理体之极究，亦只能以所谓「绝对精神」之理念了之；而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则又认为意志乃一切生物之本源，亦为罪恶之渊薮，生命越进化，苦恼亦越增，但意志究属为何？彼亦无以究竟，故成为一极端悲观之哲人；其次如经验派之洛克（Locke.1632—1704.）等之学说，以为知识中之理则，乃由经验而来，则全堕根尘识用之网中矣，另有以罗素（B.Russell.1872—）为代表之新实在论者之哲学，不过在知觉中承认物质之存在，在思想中承认逻辑之存在，其要点以为论知识，该向外求，不应反身自省，故以为现象界，仅系一连串之事素而已，其知解离心性本觉大用之理事一如理体远矣！至于近代唯物论者之学说，如霍布士（Hobbes.1588—1679.），其机械之运动说，何尔巴哈（Holbach.1723—1789.）之物质与运动说，布什纳（Buchner.1824—1899.）之力与物统一说，皆只是视为常识上或自然科学上之见解，以心为物，因果颠倒，断常偏执之失大矣，他如马克思（K.Marx.1818—1883.）以矛盾为中心之辩证唯物论，则更不足将其视为哲学一谈矣，罗素曾言：「西方之文明，将不免随其文明所生之战乱同归于尽。」此语竟出自当代西方之大哲学家之口，殊足令一般世人深省，由以上西方诸位哲人之知解中，可得一明确之认识，即无论哲学上之形式论理，辩证论理，实验论理，其理解皆不出佛学中，八识变用之理量范畴，如以之为已究竟人生之理奥则仍未也，故以今日之人类知识贫乏尚有待知力之解放，以扩展其领域，则未为言之过早也。
一般宗教思想之产生发展，故有其历史社会之缘素，以作其教化因缘之统合。但佛学之中心义理，全系由释迦牟尼佛，以其亲所悟证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宣化于世间者，故其圣言量，乃顿超人文知识之积累，究竟了义之理则，此为佛学异于其它宗教思想与哲学之特点所在。其所论及宇宙生命实相理体之真如奥义部份，因非未明心见性之常人心识量，所能达其理奥，本文暂不申论。其次之融通于世间法者，如心物一元，体用如如之本体论，唯识变现，缘生无性之知识论，内明本觉，体全用中之方法论，众生平等，物我一体之社会观，生死一如，无我为人之人生观，慈悲普度，智德合一之道德观，解行相应，理事一如之实践论…等，皆为剖示宇宙指导人生之理则。而佛学从根本上，即揭弃一般宗教玄学之虚无主义，及独断迷信之教条主义；以佛性本来平等，是以众生皆可成佛，真如本际三身四智之性德功用自在，非乌托邦之玄想故，人皆可得实证。为非令人迷信鬼神，崇拜偶像故，信解行证，其六度万行，皆有具体之科学实践方法。佛出人世间，不离世间觉，全知、全能、永恒、自在，身心性德之理量同于虚空，空有一如，法法平等，处处化人间为极乐，拔众于苦海，焉能谓佛学与现实人生脱节。其无我为人，舍身救世，无相布施之菩萨行，更为促进人类助与社会进化之精神动力，是故如人皆能以佛学为生活实践之旨归，则人生社会，自趋于和乐善生之大同世界矣！故论知识之真理标准，唯佛学足当之也。
佛学中之禅学，亦可视为全体生命智力解救之学，旨在使每一生命之个体，均自愚痴沉沦中解脱，同证无上正等正觉之理体，其在理事上，又诠全部佛学世学之理奥，故又非语言文字之可诠述。今仅于其无量义中，略谈其一，盖欲解决人类在知识方法上，所受能知方而知力之制限，禅学中悟证之「内明直觉」，实乃最精简直捷之科学方法。但其与哲学家所提倡之理性直觉诡异，盖所谓理性直觉，仍只以意识功用之理念，作为推理判断之主题；而「内明直觉」，则为转识成智之功用，使心性智德之本能，全予发挥大用。盖心体本净，量同虚空，知穷万法；心之不明，为惑所蔽，如镜去尘，照物即真矣！内明初觉，则洞达现象界因缘事理；内明二转，则六根互用，直达本体界生命之真如理体；内明三转，则心色一如，平等自在；内明同转，心性能用与宇宙之理量合一矣！然则一觉已尽，又何言门，此乃理虽顿悟，事须渐修之方便也。有人或致误会，以为此乃不科学之玄谈，佛学乃哲学之哲学，亦乃科学之科学。对佛学稍具常识之人，皆知在佛学经论中，甚多自然科学之先验，而深证者则更可窥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理奥尽诠其中。而对「内明直觉」之修学，由起行至证用，即仅论其皮毛之表德功能方法等，与今日之生理学、原子学、电学等科学皆可相资印证。某教授（非佛教徒）曾以古今学佛之人甚多，而证道者却日少，思惟方法太难，且非人皆可行可证，以疑问于笔者，事实上本简而易行，人皆可证，只在信行之诚笃与方法之当否而已。至于有关「内明直觉」修行之理径，五十一年八月份及十一月份之台湾佛教月刊中，笔者曾有「谈禅」及「谈唯心识定之修行理路」二文论及。但以笔者之体验，在理则上虽一，而方法上则又应依修学者之主客观因缘条件而决定。佛法本应缘宣化，八万四千以至无量法门本无一法之可执也。今日人类之追求知识，正同一群以巾蒙面之人，迷困于森林之中，摸索、困惑、争辩不休，欲辨明外境之究竟，以求出离善遂其生而不可得，只知向外一步步之摸索前进而不知向内自求，去面巾相，其愚执何甚！谚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心性之功能乃一切知识本源之根本工具。「内明直觉」正乃扯去人类知力所为制阻之面巾之法。其修之法，理不碍事，事不碍理，男女老少，在家出家，行住坐卧，皆可修行。一旦悟证，则能尽心性之用，亦即穷万物之理矣！与宇宙合一之大自在理体，本来如是；至将佛学哲学科学之知识，予以彻底之融合运用，以济人类之困厄，则更急待社会人士之共同努力也。
二、如何理解:宇宙万有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
1、印度瑜伽行派及我国唯识宗的重要学说。谓一切外在现象都只是心识的变现，而非实存于外。《唯识二十论》云（大正31·74b）∶‘安立大乘三界唯识，以契经说三界唯心。心意识了名之差别。此中说心意兼心所，唯遮外境不遣相应。内识生时，似外境现，如有眩■见发蝇等。此中都无少分实义。’
2、《成唯识论》卷七云（大正31·38c）∶
3、‘云何应知，依识所变，假说我法，非别实有，由斯一切唯有识耶。颂曰∶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论曰∶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转变名。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唯言为遮离识实物，非不离识心所法等。’
4、此谓诸识自体转变为分别之见分、所分别之相分，离此诸识所变之能、所取，则无任何实我实法，故说一切皆唯识。
5、又，《转识论》释《唯识三十论颂》之‘是一切法种子识，如此如此造作回转……’，云（大正31·62b）∶
6、‘谓是一切种子识者，是阿梨耶识，为诸法种子及所余七识种子，及所余七识种子并能生自类无量诸法，故通名一切法种子识也。如此如此者，由此等识能回转造作无量诸法。或转作根，或转作尘，或转作我，或转作识。如此种种不同，唯识所作，云如此造作回转也。或于自于他互相随逐者，于自则转为五阴，或为色阴乃至识阴。于他则转为怨亲中人，种种不同，望自五阴，故称为他。如是自他互相转作，前后不同，故云互相随逐也。种种所作，并皆是识，无别境界。起种种分别等者，一一识中皆具能所，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故云起种种分别及所分别也。由如此义，离识之外无别境，但唯有识义成。’
7、亦即阿梨耶识中，藏诸法种子及余七识种子，此等识能转变造作五根五境等诸法，又此一一之识，具能分别与所分别之义，故唯识义成。
8、此中，初意明一切种子识变现诸法，即说生变（因能变），后意明诸识自体分生见相二分之果，以成缘虑之义，所谓缘变（果能变），《成唯识论述记》卷三（本）云（大正43·317a）∶‘缘名变，即变现义，是果能变。且第八识唯变种子及有根身等，眼等转识，变色等是。此中但言缘，故名变。（中略）若生名变，种子第八识生七识等，并名为变，七识生第八，亦名为变。’
9、《观心觉梦钞》卷下以‘熏习道理’、‘转变道理’二义诠解‘唯识’义。其文云（大正71·84c）∶
10、‘云何得知诸法从自心起？答∶义虽无量，取要有二∶(一)熏习道理，(二)转变道理。熏习道理者，有为实法一一皆有能生种子，其种子者皆是自心之所熏也，谓自证分体能熏也，相见二分，用能熏也。见分能熏能缘种子，相分能熏所缘种子。其所缘种，堕所缘境色心万差诸法种子皆悉熏之。谓缘色时，熏色种子，缘心之时，熏心种子，色中种种不同，心中种种差别，一一缘其法，熏其法种子。如是熏习悉是从我自心自体分别势力而所起也。今此种子所生诸法，岂非从我自心起乎？转变道理者，既自体分转成相见，其义如上。一切缘虑法必有所虑解。其所虑解者，即是随应一切诸法。若能虑解定带所缘，岂为缘虑法无转变力乎。此理决然，是故自心自体势力能变现成诸境界也。以上二理可信唯心无境义也。’
11、书中以生变之义为熏习道理，缘变之义为转变道理。因此可知三界唯识之说依生变之义与缘变之义而得成立。
12、在唯识学中，所言之识，广摄八识及相应之心所等。故《成唯识论》卷七云（大正31·39c）∶‘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及彼空理所显真如。识自相故，识相应故，二所变故，三分位故，四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识，总立识名。唯言但遮愚夫所执，定离诸识实有色等。’
13、此谓八识心王为识之自相；遍行等六位五十一种心所为识之相应；见分及相分（十一种色）为心王心所之所变；二十四不相应行法是心王心所及色法三者之分位假立；六种无为法为空理所显之真如，亦即心王、心所、色，及不相应行法等四者之实性。此等百法皆不离识，故总立识之名，唯识之说但为遮遣彼愚夫迷执离识外有诸法。如是，以能所分别，成立唯识之义名为虚妄唯识或不净品、方便唯识。反之，初地以上之菩萨悟入唯识之理，证唯识无尘智，存真识，名为真实唯识、净品或正观唯识。
14、《大乘庄严经论》卷五〈述求品〉（大正31·614c）∶‘由知二无我，为方便故，菩萨于三有中，分别人法皆无有体，是故无我；如是知已，亦非一向都无有体，取一切诸法真实唯识故。’
15、又，《转识论》亦载（大正31·62b）∶
16、‘立唯识义，意本为遣境遣心。今境界既无，唯识又泯，即是说唯识义成也。此即净品。烦恼及境界并皆无故。（中略）立唯识乃一往遣境留心，卒终为论，遣境为欲空心，是其正意。是故境识俱泯，是其义成。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
17、◎附一∶法舫《唯识史观及其哲学》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摘录）
18、释唯识∶‘唯’是独义、仅有义、不离义、简持义。次言‘识’者，‘识’是心识，或意识。言‘唯识’者，(1)以自然界非自然界一切法的作用，心识的作用独胜，所以说唯识。(2)以万有诸法的一切存在，都是假有的，只有心识才是实有的，所以说唯识。(3)以一切法的生起和存在、消灭等一切现象，都不能离开心识的关系，所以说唯识。(4)因为外在的境界相，原本不是实有的，而众生执为实有的，故必须简除这实有的‘执’。内在的心识体性作用，又都是实有的，但众生驰求外境，不知内心的实有，故怎须持取此心识之‘有’。所以说唯识。
19、复次，言唯识者，如经中常这样说∶‘万法唯识’，或云∶‘三界唯心所作’。什么是万法？怎样是唯识？万法即宇宙万有，也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佛教所谓‘法’这一字，包括得很广，不但心思所及言语所至皆是法，就是心言所不到的也是法。一切法总有两种∶一是有为法，二是无为法；或云有漏法与无漏法。此二种法总摄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不离心识关系的，所以说唯识。现在再引经论来说明∶
20、(1)《百法明门论》说∶《百法明门论》是说明万法唯识的一个好例。如论云∶‘经云∶“佛言一切法无我”。云何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法，三者色法，四者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这就是五位百法。如表∶
21、├心所有法———五十一—┼有为法——事相┐
22、五位┼色法—————十一——┤├不离
23、百法├不相应行法——二十四—┘│心识
24、└无为法————六————无为法——理性┘
25、这一切法怎样称为唯识？《百法明门论》云∶‘一切最胜故，心所应故，二所变现故，三分位差别故，四所显故。’这五句就是说明唯识的。第一句即指心法，心法在一切法中是最殊胜的，最有力量的，因为心法能给他法影响，有主动的支配之力，又有自在义，所以说明最胜。第二句是指心所法，心所是属于心王的心理作用，与心识相应的，当然心是主体，心所是心的附属了。第三句是说明色法（物质外境），是心王与心所变现，所以色法是无实体的。第四句是指不相应行法，是由心识心所和色法，彼此差别作用上所现起的，故是假法。如时间、空间、数量、尺度、得失、生灭相、文字相等。前四句明现实的，第五句即是明理性的无为法。无为也非离有为法，别有其体，乃是有为法所显示的真理，故也是唯识。心王心所法是心理学所研究的一切心理现象。色法不相应行法，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无为法的理性是哲学家的境界。总之，万法的事相与理性，皆不离心识而有，故曰唯识。‘不离’即科学说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中又只有心识最胜，万有皆不离此最胜的心识，所以说唯识。
26、(2)依《解深密经》说∶‘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此中‘所缘’就是观察的意思。佛说眼等八识心心所法，所察的一切对象，都是唯识之所变现起来的。‘所缘’即所了别或所分别的解释。分别与了别略有不同∶分别对境界有简别义，了别对境界有认识义。‘唯识之所现’，现有二义∶(1)现起义，(2)变现义。凡物皆刹那变，由变而现。变在初刹那，现在第二刹那，不变决不现，或者说变现同时。如谷种子变现芽叶花果等。眼等所缘的种种境界，通通以心识为主缘而变现起来的。龙树《大乘二十论》云∶‘心如工画师，画作夜叉相，自画己自怖……。’这也说明万法唯心所现的意思。
27、(3)依《唯识义章》说∶‘成唯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现象（色法），分位差别（不相应），及彼空理所显（无为法）。如是诸法，皆不离识，总立识言。唯言但遮（止）愚夫所执实我实法。’
28、复依三性说∶《义章》又云∶‘彼愚夫等，由虚妄心，周遍颠倒，定执离识实有我法种种差别；说此唯识，唯言即遮彼等此遍计执，是谓遣虚，识言即我法识变，因缘假有，事实如此。依他而起，及彼假有空性真理，圆成实性，是二于事及理，皆正有故，是谓存实。’
29、◎附二∶印顺《唯识学探源》上编第二章第一节
30、唯识的定义，‘即是识’、‘不离识’，论师们有不同的解释。究竟唯有什么识？有的说是八识，有的说是阿赖耶，有的说唯是真心。这些，都是唯识思想的一个侧向，是唯识学的一流。偏执一个定义，这是一论一派的唯识学者。本人的态度，是想在复杂的唯识思想中，发见主流与共义，廓清宗派的偏执。所以先从大乘唯识学中，指出几个不同观点的解说，再去考察它与原始佛教的关系。这不同方面的解说，都是唯识学，是唯识学的多方面的开展；唯识学，也可说是几个思潮的合流。
31、大乘唯识思想，大概可以归纳为五类∶
32、(1)《华严经》〈十地品〉第六地说∶‘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
33、一心，瑜伽派是把它解说做阿赖耶识的。但在某一系学者，不承认赖耶唯心论，以为这只是简别外道的世间由自在天所造；‘唯一心作’，还不出业感的范围。但由心造业而感得三界的果报，虽不就是唯心论，但未尝不是促成唯识的有力思想。这可以称为‘由心所造’的唯识。
34、(2)《解深密经》卷三说∶‘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中略）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
35、经说凡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并没有一种所谓客观独立存在的本质。当我们心识现前的时候，心上必然的现起一种境界相。因了错误的认识与执着，觉得它是离心存在的外境。实际上，那所认识的境相，只是自心现起的影子。唯是自心所现，所以叫做唯识。这种唯识思想，是立足在认识论上，从能知所知的关系上探发出来，是考虑所知的真相而发现的，这可以称为‘即心所现’的唯识。
36、(3)《解深密经》卷一说∶‘于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中。（中略）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展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二者，名相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受。（中略）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六识身转。’
37、本经，说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内心的认识活动，都依一切种子心识所含藏的种子而渐渐的开展出来。它是依胎生学的见地，说明众生的入胎，在胎中渐渐的发达，与现起认识的作用。这些，既是从藏在心识中的种子所生起，也就有唯识的意义。这可以称为‘因心所生’的唯识。
38、(4)《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四说∶‘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中略）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藏识，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
39、平常讲唯识，多以阿赖耶为依止，为说明的出发点。但阿赖耶的产生，一方面是依如来藏心，另方面是依无始来的虚妄习气。在这真相的如来藏，与业相的虚妄习气相互交织之下，才成立其为阿赖耶。因此，从一切法依阿赖耶而生的方面看，是杂染诸法的所依；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迷悟关键所在。迷、悟、染、净，都依藏心而有，所以也就是唯识。这杂染的习气，反映到清净的如来藏心，因而成为阿赖耶识，现起一切的虚妄相。这可以称为‘映心所显’的唯识。
40、(5)《阿毗达磨大乘经》说∶‘菩萨成就四法，能随悟入一切唯识，都无有义。（中略）四者，成就三种胜解随转妙智。何等为三？(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静虑者，得胜解力，诸义显现。(二)得奢摩他，修法观者，才作意时，诸义显现。(三)已得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诸义皆不显现。’
41、菩萨因内心定慧的实践，一切境界都可以随心转变，或者不起一切。境界既可以随心而转，就可因此推论到一切境界的没有自体。如外境有离心独立的本质，那决不能因心的观想而改变。这是从佛弟子止观的体验而推论到的，可以称为‘随心所变’的唯识。
42、这五项思想，起初是逐渐的引发，各别的深入研究；等到思想的反流与综合，就走上唯识学的阶段，也才有真正的唯识学。后代的唯识学派，虽然都在融贯这五项思想，但不无偏重的发挥，因此成为思想不同的学派。
43、◎附三∶印顺《唯识学探源》下编第四章（摘录）
44、唯识，有认识论上的唯识，有本体论上的唯识。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即是识的影像，这是认识论上的唯识。至于宇宙人生的本体，是否唯识，却还有问题。有人虽主张认识中的一切，只是主观心识的影像，但对认识背后的东西，却以为是不可知，或者以为是有心有物的。假使说心是万有的本体，一切从此出，又归结到这里，那就是本体论上的唯识了。这本体论的唯识，在认识上，却不妨成立客观的世界。佛教的唯识，当然是出发于认识论，又达到本体论的。到了本体的唯识论，又觉得所认识的有它相对的客观性，这才又转到认识论上不离识的唯识了。部派佛教里，没有本体论上的唯识学，认识上的唯识无境，却已相当的完成。
45、唯识思想的成熟，主要是佛弟子们依着止观实践，而获得随心自在的事实证明。理论上，从非断非常的业感缘起的探讨下，展开了细心、细蕴、真我的思想，能为因性的种习随逐的思想。因大众、分别说、譬喻师的建立业因业果在心心所法的关系，心与种习结成非一非异的融合，完成唯识思想的一面。
46、任何学派，没有不承认我们认识的不正确，没有见到真理的全面，或者根本没有认识。佛教的生死轮回，就是建立在一切错误中的根本错误上——无明。它障碍了真智的显现，蒙蔽歪曲了事理的真相，使我们在虚妄的认识下，颠倒造业，流转生死。所以要解脱生死，就要看透我们的根本妄执。在这点上着力，才能突破生死的罥索，得到解脱。要知道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就要研究到我们究竟认识些什么？这些不是真相，那真相又是什么？在这样的要求下，认识论就发达起来，引出了妄识乱现的思想，外境无实的思想，这又完成唯识学的另一面。等到这细心、种子，与无境的思想融合，唯识学也正式完成。（中略）
47、瑜伽派，认为凡是有漏心识所认识的，都是假说自性，都不能离却名言相。像有部的客观存在的青相，是必然要反对的。没有名言识的力量，决不能知道它是青是色。它与经部一样的，在假说自性的背后，建立离言自性。这一一法的依它离言自性，是必有的，不然就是恶取空。一切境界，都不离心识名言的势力，这虽已达到了认识论上的唯识，但隐在认识背后的离言自性，经部说是十八界，瑜伽派也承认它是缘起因果，也不见得就是心罢！似乎也没有充分理由，证实它就是虚妄分别的心心所。〈真实义品〉成立离言自性，引用小乘共许的教典，我不知它比经部高超了多少！
48、在认识论上，达到境不成实的思想；在因果相续的缘起论上，达到了细心持种能生一切的见解。彼此结合起来，这依它离言自性，就是心中种子所变现的，它就是心，这是真实。等到拦入认识界，它就出现了别体能取所的现象，这是不真实的。‘实无外境，唯有内识’的唯识论，宣告成立。
49、◎附四∶霍韬晦〈唯识五义〉（摘录）
50、唯识问题过去讨论极多，传统的解释，‘识’代表主体，因此唯识即是唯心，例如中国唯识宗的代表人物窥基（632～682）就是以‘“唯”谓简别，遮无外境。“识”谓能了，诠有内心’（〈唯识述记序〉）来规定。这一个观点，影响中国佛学界千余年，其实，‘识’的原义，在唯识学里是有不同用法的。
51、首先，传统观点是采取一种宇宙论的立场，把客观上的一切法收归主体，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已成一流行讲法。但实质上，这种心、识观念是未经判别的。三界唯心的讲法原出《华严经》〈十地品〉∶‘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另外在〈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中又说∶‘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这也很近于万法唯识的思想。问题是∶此心是直接的生起万法，抑经过阿赖耶识的曲折而收摄万法？则有待于理性研寻。结果，由于问题的重点不同，结论亦异∶着重主体之通于理想世界，为成佛问题铺路的是如来藏缘起说；着重主体之通于现实世界，为现实上的一切法立根源的是赖耶缘起说。前者所提出的主体是超越主体，后者所提出的是经验主体，所以唯心、唯识从宇宙论的观点看来，亦有两个立场。
52、在经验立场之中所提出的阿赖耶识，其实亦是一个形上学的概念。唯识家为了交代现实上的一切法的来源，于是认定阿赖耶识的构造是一个种子识，它摄持一切种子，待缘而起现行。这一个过程，即名之曰识转化（vij-n~a^naparina^ma，旧译‘识变’），即由识中种子化为对象。唯识家用这一个观念来交代客观存在问题，把客观存在都收入识的活动世界中，所以说唯识（vijn~a^nama^tra）。这一个‘识’字的用法，是扣紧主体讲的。
53、但是，种子既外化为对象，则在处理客观存在的问题上，这一个对象便有很重要的位置。唯识家特别将之名为vijn~apti——此字玄奘未能正视其价值，仍译之为‘识’，这就与代表主体意义的识（vijn~a^na）相混。也许，玄奘从宇宙论观点，认为vijn~apti的存在没有本体意义，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可以略过（不过玄奘有时亦将之译为‘了别’，但‘了别’的概念只能说明识的活动，对客观存在问题仍不能交代）。然而，在佛教思想史上，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却是特具意义。因为在唯识之前，印度流行实在论者的思想，如数论、胜论、弥曼差、尼耶也，及小乘佛教里面的说一切有部、经部等，都是同一进路。他们认为现象上的一切法推源到最后应有独立本体，否则现象上的存在没有根据，于是分别提出大种（ma-ha^bhu^ta，构成物质现象的基本成素，如地水火风之类）、极微（parama^n!u，物质的原子）等观念，以至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心、心所法来。及中观学派兴起，破除一切法之自性，即本体观念，而归于空，于是进入绝对主义的思想，对现象上的法采取消解方式而不给予安立。唯识学派认为∶这样做对于众生的实践不能提供通路，因为把握真实是应该从经验对象开始反省的，所以必须先肯定这一层存在。问题是∶唯识学派从认知主体出发，不愿意接受实在论者的本体观念，认为客体不能离主体而独立。主要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本体不能成为认知对象（即无‘所缘’义）。关于这一点，陈那（Digna^ga，约西元六世纪初）在《观所缘缘论》中有很清楚的剖示。他指出客体存在应有两条件∶(1)它是一个存在（即‘缘’义）；(2)它是一个对象（即‘所缘’义）。实在论者的本体充其量只有‘缘’义，但无‘所缘’义，所以缺乏知识论上的保证。由此唯识学派转向观念主义，把实在论者的本体勾消，认为客观存在其实只是一种表相，称为vijn~apti（拙著《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一书中曾译为‘表别’，意义不够明朗，宜改正）。一切法都不过是表相状态的存在；简言之，就是‘唯表’（vijn~aptima^tnata^）。这一个‘表’字，是扣紧对象讲的，与上文所说的‘识’不同。事实上，唯识学派的开山大师世亲（Vasubandhu，约西元五世纪）的两本主要作品∶《二十唯识论》（Vim%s/a!tika^vijn~apti-ma^trata^siddhi）、《三十唯识颂》（Trim%s/i-ka^vijn~aptima^trata^siddhi），原题用的就是‘唯表’。玄奘全部译为‘唯识’，便把问题的重心转移了。
54、固然，从唯表进一步是必须谈唯识的，因为把实在论者的本体勾消之后，表相从何而有呢？这是必须归结为主体提供的。《解深密经》说∶‘识所缘唯识所现’（〈分别瑜伽品〉），所以唯识家进一步提出识转化，这是从知识论的问题转为存有论及宇宙论的问题。传统所说的唯识意义在此。从历史观点看，唯识理论源出修瑜伽实践的人，在印度原名瑜伽行派（Yoga^ca^ra），则这种观念主义的进路当与其禅定的体验有关，上文所引的《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就是指导禅定的文献。不过，回到理论体系的问题，一切表相由识所提供，从现实经验说，对象是有不同内容的，例如颜色、冷热、香臭、形状、大小等，如果将之分解为表相，则这许多不同的表相如何从同一的识中产生出来呢？为了有恰当的交代，唯识学派于是进一步分解识的世界，发现主体至少有三重不同性质的转化，而且从其提供的各种不同表相的能力上说，这个主体开列为八，这就构成八识系统。
55、八识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在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代，一般只谈六识。用六识来说明转化，只能提供感官经验与思维世界的表相，唯识学派认为这是不完备的。首先，不能交代自我观念的产生，其次，不能说宛实人生与过去世的关联，盖若整个世界都是识转化，但为什么转出此世界而非彼世界？转出此人生而非彼人生？是必须有理由的。佛教主张业论，以业来连贯，但中间的过转情形如何，争论极多。唯识学派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提出以末那识（manas）说明前者，而以阿赖耶识说明后者。换言之，末那识是自我意识，通过它的转化活动，提供自我观念，阿赖耶识则是轮回主体，及世界存在的根源，通过它的活动，转化出个体生命及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样，和前六识合起来，就有了三重转化（严格言，前六识各自活动，应共有八种转化。不过前六识的转化主要是解决经验对象问题，所以可以平列为一重）。在《唯识三十颂》中，即分别名为异熟转化（阿赖耶识转化）、思量转化（末那识转化，‘思量’是就末那识对自我观念的念念执着言），和表境转化（前六识转化，旧译‘了别境识’）。
56、不过，转化虽有三重，从八识的存在关系上说，前七识均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为根本依（亦称因缘依，因为赖耶摄持一切种子，表相的生起须以种子为因缘），所以表相呈现之后，仍然还落在阿赖耶识之中。一舒一卷，都不外为阿赖耶识的世界。问题是站在经验立场，我们尚不能亲证此识转化的情形（此即圆成实自性），我们只能依经验所得，起分别活动来套客体，结果永远对客体有执，此即遍计所执自性。所以唯识家说，我们在未获得无分别智之前，是不可能真知一切唯表相的。
57、◎附五∶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二节（摘录）
58、要论述唯识思想的同异，有几点是应该先确认的。
59、(一)唯识学是以《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十七地论》为根本的∶十七地中，以‘五识身地’、‘意地’为先，表示了一切以心识为主的佛法。关于‘心意识’，如《瑜伽师地论》卷一说（大正30·280b）∶‘心，谓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执受，异熟所摄阿赖耶识。意，谓恒行意，及六识身无间灭意。识，谓现前了别所缘境界。’
60、唯识学的主要内容，如心、意、识——八识；种子与熏习；转依∶〈本地分〉都已明白的说到。论是弥勒（Maitreya）所传，是唯识学所公认的。
61、(二)唯识学是在发展中完成的∶如种子（bi^ja），《瑜伽论》说因有七义；《摄大乘论》精简为种子六义，所熏四义；《成唯识论》更增立能熏四义。如成立阿赖耶（a^laya）识，〈摄决择分〉以八相来证明；《摄大乘论》说得严密些；《成唯识论》引（阿含）经，又以十理成立非有阿赖耶不可。又如恒行意，《瑜伽论》点到为止；《摄大乘论》成立非别有末那（manas）不可；《成唯识论》说得更详细。唯识学，是瑜伽行者以修验——唯识所现的信念，与‘一类经为量者’的细心受熏持种说，合流而形成的；由浑而划，由简而详，是论师们论究的成就。
62、(三)无著与世亲，有异义与新义的成立∶如无着的《大乘庄严经论》，依《瑜伽》〈本地分〉，立本有与新熏所成——二类无漏种子；《摄大乘论》却依〈摄决择分〉，立‘出世心……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无漏种子新熏说。如《大乘庄严经论》，随顺经部（Sautra^ntika），心所是心的分位差别；但《摄大乘论》等，又说心与心所相应了。《瑜伽论》等都说有五色根，而世亲的《唯识二十论》，为了成立（认识论的）一切唯识，别立新义∶‘识从自种生，似境相而转，为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十。’这是说‘似色现识’——如眼识‘从自种子’生，名自种子为‘眼处’了。陈那（Din%na^ga）《观所缘缘论》也说∶‘识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论师们对唯识义的阐明，可能有不同的异义。即使是为‘本论’作释，有相当见地的论师们，不一定依文作释，总是决择、会通（甚至修改原文），使论义更精确、更圆满的。所以论究唯识，唯识的不同派系，应从论师的依据不同，思想不同去理解！
63、说到‘唯识’，梵语有二。(1)vijn~a^na-ma^trata^∶vijn~a^na，是眼识、耳识等识。(2)vi-jn~apti-ma^trata^∶《大乘庄严经论》以来，到《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都使用这一术语；元魏·菩提流支（Bodhiruci）以
三、佛法中的时间观念是怎样的
1、“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一千六百余年前，著名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Augustinus）如是写到。当“时间”本身被视为一个问题而不再是任何问题的预设，那么反思便出现了。事实上，历史上任何真正伟大的宗教，都有它们对“时间”的基本意识，如果说基督教的时间是一种启示的时间，是通过先知预言所传达的在历史中朝着一个终极目标而行动的时间；那么佛教的时间观同样地也与其“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基本语义相关，它就是在“十二缘起”的流转中感业受报的时间。
2、一、kāla（迦罗）与samaya（三摩耶）
3、在梵语中，用以表达“时间”的术语很多，佛典中经常提到的有两个：一是kāla（迦罗），二是samaya（三摩耶）。早期的印度宗教或哲学，以使用前者为多，而佛家则一般采用后者，个中缘由，如《大智度论》卷1云：
4、问曰：天竺说时名有二种，一名迦罗，二名三摩耶。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答曰：若言迦罗，俱亦有疑。问曰：轻易说故应言迦罗，迦罗二字，三摩耶三字，重语难故。答曰：除邪见故说三摩耶，不言迦罗。……见阴界入生灭，假名为时，无别时。所谓方、时、离、合、一、异、长、短等名字，出凡人心着，谓是实有法。以是故，除弃世界名字语言法。[2]
5、kāla（迦罗）源自√kal，该动词语根有“to count”（计算）、“to devour”（吞噬）、“to impel”（驱策、推动、促使）等义。因此在其它外道学说中，即有视时间为实有者，它是一切存有之因，主导并推动着万物发生、成长乃止毁灭的整个进程。佛家将其称之为“时论外道”，为二十外道之一，如《外道小乘涅盘论》中就介绍说：
6、第十七外道时散论师作如是说，时熟一切大，时作一切物，时散一切物。是故我论中说，如被百箭射，时不到不死，时到则小草触即死。一切物时生，一切物时熟，一切物时灭，时不可过。是故时论师说，时是常，生一切物，名涅盘因。[3]
7、这种对时间的基本认识至少可以被追溯到《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结集的时代，在该《吠陀》的一组偈颂中，时间被认为是“万物之主、生主之父”，亦即，它不仅创生了万有，而且作为造物主的“生主”（Prajāpati）亦成为时间最初的创造物。[4]这一观念的独创性在于，它构设了一种抽象时间的存在，并以之为创生活动的原发中心。本来，在祭祀万能的吠陀传统中，时间的意义仅仅在于其作为祭祀的时辰，易言之，时间本身并非是真实有效的，除非它与神圣的祭献活动相关，因而时间的连续性是由祭献活动来达成的，此外并无独立的时间存在。就创世即时间的发生来说，按照古老的吠陀神话，这正是发端于最初“生主”之被供作祭品，而并非是由一个抽象的时间之源来作保证。[5]事实上，由于抽象时间的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大梵创世的一元神论，因而在后来的《奥义书》、比如较早宣称一元神论的《白净识者奥义书》（Śvetāśvatara Upanisad）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正统的婆罗门学者对它的强烈拒斥。[6]而一个折衷的看法就是象《弥勒奥义书》（Maitrāyana Upanisad）（《印度圣书集》本）那样视时间为大梵的两种形态之一：首先是非时间性的即永恒的形态，即其作为超越时间的绝对本原；同时它还取得了时间性的形态，即正是由于时间的力量万物创生并消亡。[7]
8、另一种视时间为实有的观念来自于“胜论”（Vaiśesika）。“胜论”为印度六派哲学之一，初立六句义（padārtha）[8]，后更立为十句义，而“时”都是被摄入其中的“实”（dravya）句义，亦即，它是一切存在之实体。胜论对“时”的基本届说为：
9、此、彼、同时、慢、快这类概念是时的（存在）特征。……时（这一术语）适用于原因。因为（它）不存在于永恒的东西中，而存在于非永恒的东西中。[9]
10、时云何？谓是彼此俱、不俱、迟、速诠缘因，是为时。[10]
11、这里的“诠”意为“解说”，“缘”意为“认识”，整句的大意是说，时间乃是我们能对事物彼此之间的同时或不同时、快或慢加以认识或说明的原因。这恰如《百论》中所介绍的，“以一时不一时、久近等相故，可知有时，无不有时，是故常。”[11]
12、可见，胜论师是从日常经验到的事物之活动来推断时间的存在，可见的事物都表现出或同时或不同时、或快或慢的动态特征，如此“见果知因”，可知必有不可见的时间作为其原因。这里时间作为原因并非如时论师所说是万法的“生因”而是“了因”，[12]“譬如灯”[13]，黑暗中的一切，因为有灯方能得以见出；同样，事物运动的状态，也正是因为有时间才能予以认识。
13、上述视时间为实有的看法事实上都设定了某种与具体的万物生灭变化的时间相对的抽象时间，正是这一点遭到了佛陀的批判。如所周知，佛陀觉证的是“十二缘起”的流转与还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十二缘起”的流转中，支与支之间表现出前后相续的次第性，因而“十二缘起”必然是时间性的缘起。[14]但这并不是说，时间是“十二缘起”得以可能的先在场域，缘起即发生于这一时间性的形式架构之中，就有如果子在容器中一般。恰恰相反，以有情为本的世界首先乃是按照“十二缘起”的法则而敞现的相似相续之流，只是就其中所幻现出的前后相续相，而将其假立为时间。在缘起诸法之外或之后，并没有抽象的时间存在。
14、按照上引《大智度论》的说法，佛家多用samaya（三摩耶）而非kāla（迦罗）来表示时间，就是为了与外道视时间为实有的看法区别开来。既然唯是“见阴界入生灭，假名为时，无别时”，那么时间性本身即表征了缘起诸法的无自性，因为自性（svabhāva）之为自性就在于其无生灭变化而具有固定本质的非时间性。由此，佛陀敞明的是这样一个宗教性的真理，即，时间性的一切，无论它拥有何种神圣的名义，事实上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与价值，恰如“十二缘起”所表明的，死亡乃是时间的必然相关项。那么，如一切宗教都试图解答的，如何才能超越时间的有限呢？
15、从宗教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一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答，其一是以“返本还原”的方式对时间的消解，即为所有时间性的存在设定某种非时间性的终极本原，解脱之道即在于逆向地重返这一本原。它或多或少带有某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色彩，所谓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大略可以被界定为在对终极本原的体验或冥想中达到与终极本原的合一，如此便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在各大宗教尤其是东方宗教中，几乎都有神秘主义的派别存在，无论它是被视为正统还是异端。其二是认为唯有在时间性的进程中才能创造出某种新的存在与价值，如基督教的末世论（Eschatology）相信，这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上帝最终介入人类历史的结果。佛陀所开示的解脱之道，则是在这两者之外。
16、与基督教赋予时间与历史以积极的意义相反，佛家轮回流转的时间并不能创造出某种新的价值，一般说来，这是印度思想因其轮回的时间意象而具有的普遍特征。然而佛家也并不认同如当时婆罗门教（Brahmanism）“梵我合一”的神秘主义主流思潮，时间性的缘起并不需要某种非时间性的本原作为其存在的依据，它事实上乃是由“十二支”中前支引后支、后支依前支的支与支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予以保证的，这就是所谓的“此缘性”（idappaccayatā，conditionality or relativity）。因此在观照缘起的世界时，我们需要将流俗的实体性的视角转换为关系性的视角，亦即，只是在流变的关系性的场域中，事物才表现出其宛然的差别相，可见任何自在自为的实体都是不存在的。这即是甚深“空”（śūnya）义的敞现处，“空”乃是对在缘起中任何实体性因素或者说自性的否定，但这决不意味着它采纳的是类似否定神学（Negative Theology）的运思，也就是说，这并非是通过否定来达成对某种在缘起之外或之上的终极本原的肯定。借用弗雷格（G.Frege）的著名区分，我们可以说，“空”仅有涵义（sense）而并无其特有的指称（reference），因而它是一种“不肯定的否定”。[15]如此要解脱时间性的轮回流转，并非是神秘主义的“返本还原”，这种类似大梵式的本原在佛法中并不存在；它需要的乃是般若之智的开发与澄明，从而来洞悉时间性存在本身的虚假性。佛教之所以被称为“觉悟的宗教”，正在于此。
17、对于着眼于人生苦难之解脱的原始佛教而言，与时间相关问题的探讨也许会被列入“十四无记”之列，这却并没有妨碍它在数百年之后成为部派中“人多喜起诤论”的首要议题。[16]究其原因，这根本上与时间在佛法中乃是感业受报的时间相关。
18、佛陀曾经一再声称，他所开示的空相应缘起是“甚深难解”的，所谓“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17]，这并不能在常识的意义上予以了达。这里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是，在念念生灭的缘起之流中，我们可以说每一刹那都是与前后刹那无关的独立存在，用佛教的话来说，它是“前后际断”的，而“业”与“报”既然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刹那，那么它们之间必然的关联性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有部建立“三世实有”的基本论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一业报的难题。[18]
19、首先必须指出，有部所谓的“三世实有”，并不能望文生义地解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作为时间本身的实有，而是意指实有的法体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转变。所谓“法体”，乃是指那些从刹那生灭的缘起之流中分析出来的具有固定本质内涵的存在，“能持自相故名为法”[19]，“诸法无时不摄自性，以彼一切时不舍自体故。……诸法无因而摄自性，以不待因缘而有自体故。”[20]它们既然不待因缘自体具足，当然也就没有时间性的意义。至于时间性的生灭变化，只是就法体的作用来说，是法体随众缘力而生起作用的结果。因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差别，即是约作用的已灭、正有、未有，在法体起现的层面安立的：
20、问：何故名世，世是何义？答：行义是世义。……以作用故立三世别，即依此理说有行义。谓有为法未有作用名未来，正有作用名现在，作用已灭名过去。[21]
21、“世”即“三世”的时间差别；“行”，即迁流诸行。可见，有部的基本思路，是以一种类似于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的方式来区分本质的存在（法体）与现实的存在（法体的作用），而就后者即迁流诸行的“本无今有，有已还无”，来安立“三世”的时间差别。如此，时间（“世”）就不是迁流诸行（“行”）外别体的存在，所谓“世与行，体无差别。谓世即行，行即是世”[22]，仅就此而言，这与佛陀的原始教义似乎尚还未有多大的差别。
22、问题在于，有部超出了纯粹现象的范围，进一步为时间性的存在设定了非时间性的根据，此即所谓“三世实有”的“法体”，而这恰恰就是有部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有部论师对它的必要性曾进行了多方辩护，《俱舍论》中将其概括为“二教二理”四证[2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已谢业有当果故”这一理证。如上所述，“业”与“果”不可能是同时性的，它们必然有时间上的间隔，然则在刹那生灭的缘起之流中，过去的业既然已归谢灭，它又如何能在现在感果呢？在有部论师看来，这只能是设定已落入过去的乃是业之当下性行为而非其法体，后者因由“不相应行法”“得”（prāpti）这一法体的作用，依然系属于现在的有情。这样一旦因缘成熟，过去的业便能由体起用，而使果报现实地呈现。可见，有部之所以要坚持“三世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为间断性的时间、即刹那生灭的时间寻找连续性的依据，因为一旦这种连续性无法得到说明，那就意味着业与果之间的关联亦必然中断。
23、颇有意味的是，有部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在他们那里，空间被称为“虚空无为”，《俱舍论》中解释说：“虚空但以无碍为性，由无障故色于中行。”[24]此即，空间是能容受一切色法于中起灭变化的无障碍性，它是常住不变的实有的无为法。但假如说空间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形式构架，为何时间不能也同样如此呢？至少，这更接近于常识的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经典物理学（Classical Physics）的时空观。婆沙时代的“譬喻者分别论师”，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24、有执世与行异，如譬喻者分别论师，彼作是说：世体是常，行体无常。行行世时，如器中果，从此器出，转入彼器；亦如多人，从此舍出，转入彼舍。诸行亦尔，从未来世入现在世，从现在世入过去世。[25]
25、与正统的有部说不同的是，这里时间（“世”）本身已被从迁流诸行（“行”）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常住不变的先在构架，迁流诸行在其中进出来去，就好象果子在容器中出入一般。这种对时间的通俗化解释无疑从根本上背离了佛陀的立场，而与前述的外道之说却难分彼此了。
26、或许正因为此，当譬喻师（Dārstântika）脱离有部发展为经量部（Sautrāntika），就不得不改取分别说系（Vibhājyavādin）[26]与大众部“过未无体”的立场了。如《俱舍论》中就对此介绍说：
27、我等亦说有去来世，谓过去世曾有名有，未来当有，有果、因故。依如是义说有去来，非谓去来如现实有。……故说彼（指去、来二世——笔者）有，但据曾、当、因、果二性，非体实有。[27]
28、这是说，实有的唯是现在，现在为过去之果，以现在之果论到过去之因，即依“曾有”说为过去；同理，现在为未来之因，以现在之因论到未来之果，即依“当有”说为未来，因此过去、未来都只是依于现在的假有而并无实体的存在。可见，“过未无体”的一个基本预设，是以现在作为安立时间的基点，此意后来承继了这一传统的唯识学者说得很清楚：“谓现在世是能施设去、来世相。”[28]那是因为“过去”“相已灭没、自性已舍”；“未来”虽“因现有”，然“自相未生、未得自性”；而唯有“现在”才“相未灭没、自性未舍、生时暂住”。[29]简言之，诸法是本无今有、有已还无的，因此“非实非有”的过、未就只能依止于“实有”的现在。
29、相对于“三世实有”，这显然是一个与我们的常识更为协调的看法，然则“过未无体”论者又如何来回应有部建立“三世实有”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呢？即，过去之业既然已归谢灭而非实有，它又如何能感果？为此，“过未无体”论者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可能的中介来保持业果之间的连续，而经部以至后来唯识学的解决之道，是所谓的“种子熏习说”。
30、“种子”（bīja）的概念，得之于自然界中由种子生果的事实，经部学者对它的标准界说为“相续”（samtati）、“转变”（parināma）、“差别”（viśista）。简单说来，它是指过去之业作为一种当下性行为虽然已归谢灭，它却能在谢灭的刹那熏习成感果的功能性，此即种子，依于迁流诸行的“相续”“转变”，作为一种潜在力的种子亦在其中冥传不已并展转成熟，直至最终有殊胜功能（“差别”）而无间感得果报。[30]在经过后来的唯识学者进一步的加工改造后，这一“种子熏习说”如所周知便在西北印佛法中大行其道了。
31、由此可见，诸如“种子熏习说”之类的建构，其原发的问题意识是使“过未无体”的基本预设能在语义上得以周延。因为既然过去已然消失、未来尚未来临，它们都是无，唯一实有的只是现在，那么，这样的现在可以说是“前后际断”的。因此为保证以时间的连续性为表征的业果之相续，就必须将已归谢灭的过去之业以一种潜在力的方式安置在唯一实有的现在。简言之，有部实有的过、未，在经部那里是被移入了现在，正是种子“酬前引后”的功能，保证了现在与过、未的连续。
32、三、依“应成中观见”对时间问题的考量
33、无论“三世实有”与“过未无体”表面看来存在有多大的冲突，“分析——构造”却是它们共同的方法论特征，而作为分析之结果与构造之基元的，乃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ksana）。
34、“刹那”无疑是指时间的微分，即一种不能再分割的时间之点，不过，由于在梵文文献中它经常地被用来意指“解脱的瞬间”，故而“刹那”的时间学意义大约必得回溯到瑜伽修行的经验中才能得以澄清。瑜伽修行的目的，在于解脱有限的时间的束缚而跃入无限与永恒的实在，它在修行过程的某一瞬间达成，正是这一瞬间成为时间与永恒的唯一切点。这样在瑜伽修行的经验中，虽然流变的时间是虚妄的、从而成为必须超越的对象，然而由于刹那对永恒的切入，它却成为时间中唯一实在的静止之点，确切地说，刹那即永恒。
35、刹那的实在性必然导致时间的构造性，即，时间是刹那的集合。而这正好能从理论上来解释时间之为虚妄的原因，因为并不存在与“时间”的名言相对应的实在，而唯有刹那的集合而已。虽然瑜伽修行者“梵我合一”的理论前设并不为上述的佛教各部派所认同，然而他们同样也接纳了这一构造性的时间观，佛陀“诸行无常”的教训并没有被遗忘，只是进一步被落实到“刹那”上来加以说明，而称之为“刹那生灭”或“刹那转变”。由此，部派学者的时间困惑与“飞矢不动”的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es）是类似的，因为这种由“刹那”构成的时间并不能说明时间的连续性。对佛家来说，它的窘迫性在于，业与果之间的必然关联将无法在这样的时间中予以建立，而如上所述，无论是“三世实有”还是“过未无体”意义下的种子熏习说，其实都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
36、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强调指出，可分割性乃是空间的特征，因而“分析——构造”的时间只是空间化的时间，而非真正的时间——绵延（duration）。这一点与中观学对时间的理解有相通之处。刹那与绵延本来就是相依相待的，因此并非是由刹那来构成绵延，而是必须在一个刹那与绵延的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中来理解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企图将绵延分解为刹那时，绵延本来就是先在的语境，因此刹那并不具有始基的意义，它只是绵延中的刹那。那么，这一看似简单的时间学范式变革又将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37、时间的空间化想象必然意味着要对切割后的时间予以“在场”——“不在场”的组合匹配，在场的“现在”在任何意义上都优越于不在场的“过去”与“未来”。确切地说，时间无非就是在场之“现在”的前后推移，而不在场的意义仅仅是否定性的，即它不是“在场”因而即是无。显然，这样的时间就无法解释不在场的已然消失的过去之业如何能在现在以一种在场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感果。这种空间化的时间想象的症结在于，它从根本上遮蔽了时间的绵延性，时间的绵延性意味着，现在与过去、未来并没有“在场”与“不在场”的截然划分与等级次第，过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无所有，现在的发生亦并不意味着在一无所有中别有一物生成，基于绵延的语义，过去恰恰能以一种看似“不在场”的方式介入“在场”的现在。因而时间并不能被化约为“前后际断”的刹那，它同时更是一种“出离”（outside-of-itself）。
38、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奠基于中观学对“空”义的独到领会。宗喀巴大师曾经强调指出：“由无自性故离一切有边，由能安立无自性之因果故离一切无边；是佛护、月称解释龙猛菩萨意趣之别法。故善分别二种有义与二种无义，极为切要。”[31]这就是说，“无”者乃无自性之无而非空无一物之无，“有”者乃缘起幻有之有而非实有其事之有。据此，现在之果“生”固然非自性生而是幻生，过去之业“灭”亦非自性灭而是幻灭，此即，我们不能在自性灭的意义上视过去之业灭为空无一物，相反，无自性的“业灭”本身亦是有为法，它同样能作为能生因而幻生现果。概言之，正是甚深“空”义保证了业果的连续与时间的绵延，从而使一切由业感果的中介都成为多余。宗喀巴大师说，这就是中观的不共之胜法。[32]
39、如果说时间的绵延奠基于甚深“空”义之上，那么这一“空”又指涉了怎样的内涵呢？“性空之空义，是缘起义，非作用力空无事之义。”[33]“空”即是缘起、即是作用力的相续不断。可见，唯有在一种对世界之为缘起的动力学理解中，我们才能来说明业果的连续与时间的绵延。奠基性的不是业和果，而是业果之间的力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先静态地在不同的时间点（刹那）上设定了业与果，然后再去寻找它们的关联；恰恰相反，业与果恰恰就奠基于业果之间动态的力的关联之中，而这种力的关联的时间表现即是绵延。由于作用力本身、从而时间之绵延的不在场性，在常人的视界中它每每是被遮蔽了，从而在场之事物就以一种静态的方式被把握为自在自为的实有。这才是“空”所要否决的对象，因为任何在场的事物都不能自我奠基。
40、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佛教的时间观诠释为海德格尔式的，虽然海德格尔也曾明确指出“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34]。然而海德格尔“时间性”的三维结构是“曾在缘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35]，此即，“此在”在其向死而在的先行决断中来到自身，承担起作为被抛根据的罪责存在，并在当前化的意义上作为当前将自身打开。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时间观不同的是，这里是“将来”而非“当前”具有优先地位，“将来”（ZuKunft）并非是指尚未变成现实的，而是指“此在”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来到自身的那个“来”（Kunft）。“将来”一维之优先性确立无疑具有一种隐避的末世学背景，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初，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中关于基督再临（parousia）的时间之诠释，正是《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问题的先导。与之不同的是，虽然中观学也否弃了以“现在”作为基点的时间观，然而时间在它那里并非是线性的而是轮回的，因而它更多地是强调时间之三维的平等性。尤其是在业果缘起的基本预设下，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乃是，过去如何才能“出离”到现在？而如上所述，这唯有基于对甚深“空”义的独到领会。
41、综上所述，基于空相应缘起的基本语境，在佛教中对时间的理解应当是动力学的，即，它的现实依据是因果之间的作用力而非在这种作用力下显现的因与果本身，它的表现形式是绵延与“出离”而非刹那的集合。正是通过中观学者，佛陀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洞见才有了澄清的可能。
42、时间问题不能被化约甚至消解，因为时间即是我们置身的现实处境，对时间的遗忘即是对苦难的遗忘。汉传佛教过多地着眼于对超时间的本觉心体的神秘证悟，后期禅宗更以一种老庄化的方式悠游于不可知的逍遥之域，纵然其境界之高果真以至于可以用“不昧因果、不落因果”来调侃时间，然而这种个体审美化的解决亦无法安顿在时间中孤苦无告的芸芸众生。真正的菩萨精神唯有发端于在缘起中与众生的同体共在，亦即，这不是作为一个超越时间者来给予时间中的众生以外在的恩惠，而是由于缘起的内在关联性，在时间中与众生共同担当苦难。在今天当“人间佛教”已成为佛教发展的基本主题，重新开显汉传佛教中已然失落了的时间维度无疑就显得极为切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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