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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的***全文翻译***
1、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人。因世居城外龙窟村，学者又称龙川先生。年轻时喜谈兵，著《酌古论》。孝宗时作《中兴五论》，并上书皇帝，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遭当权者嫉恨，三次入狱，惨受笞刑。晚年在家设塾，讲学著述，50岁时参加进士试，光宗擢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任卒。所学甚博，在文词、历史、哲学及政论方面皆有成就。遗世著作主要收入《龙川文集》三十卷。事迹详《宋史》卷三十六《儒林传》及《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生活的时期正是南宋和金朝对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十分尖锐的时期，同时又是南方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陈亮基本反映了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工商地主的产业，同时渴望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他提出了“实事实功”的主张，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用人上“尽收天下之材，长短大小各见诸用”，体现了保护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改变其政治地位，从地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提拔人才的政治要求。如果说“事功”思想贯穿于陈亮的整个思想学说，那么他的人才思想则是其事功思想的突出表现。
3、在宇宙观上，陈亮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夫盈于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因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这就是说，客观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性，事物都按其自身的规律运动，具体事物都有具体的法则。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只能从“实事”和“实功”出发，办任何事情都只能面对现实，讲求实效。陈亮的人才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其事功思想的特征。他针对当时“天下士人烂熟委糜”的人才弊病及当时抗击金国、恢复中原，解决南宋小朝廷“国势日以困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时代需要，主张对用人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使士人能够“成其才而充其气”使人才有展露才华的机会和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以维持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他多次上书孝宗皇帝，对当时的选人，用人制度提出批评，并表达了自己的人才选拔、任用的主张。
4、《上孝宗皇帝书》一共四通，作于淳熙五年和十五年。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36岁赴临安，正月十九日丁巳诣阙上书孝宗皇帝(第一书)，劝其奖劝人才，振奋精神，积极北向抗金，不可苟安于东南一隅。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殿上，将擢用之。大臣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由是待命八日，未有消息，遂再诣阙上书(第二书)。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第三书)，帝欲官之，陈亮以“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渡江而归。淳熙十五年(1188)高宗死于临安，金使节来吊，态度轻慢。陈亮极为愤慨，再次上书孝宗，陈述复仇之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而在廷交怒，以为狂怪，遂不用。
5、陈亮的几次上书，以抗金复国为目标，以人才问题为中心，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改革主张，批判了道学教育及封建专制政体对人才的败坏和销蚀，提出了选贤任能的具体措施，使其人才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等本质性问题，在人才思想史上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6、陈亮认为，抗金复国的现实迫切地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指出，世界是变化莫测的，并不是国君个人的智力，精力所能掌握，，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国君，也必须依助于贤才，才能够大有作为。贤才较一般人看得远，足智多谋，熟虑治国安邦之道，是国君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所以，自古以来，每个国君都要广收人才，重用人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自己的强盛，都不惜代价收买、拳养人才。汉高祖能够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也在于张良等人杰然其间。唐太宗夺取政权，实现贞观之治，完全是由于房玄龄、温彦博、李靖、魏征等贤臣的不断指点提醒。宋高宗任用奸臣秦桧，排斥忠良，导致对金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可见人才是国家兴亡的保证，国君必须依靠贤者治国，而贤者实也助君扬名，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两者实相辅成，谁也离不开谁。无论治理国政、保卫边疆，还是稳定社会、发展生产，都离不开人才。只有贤能的人执政，疆土才得以固守，朝政才得以修明，社会秩序才得以稳定，经济文化生活才得以保障，因此，“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7、陈亮对销蚀人才的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为此，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对科举制度束缚与摧残人才以及当时科举取人的沉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陈亮指出，当时“选人之在诠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威，未有穷已。”科举考试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纯粹是图侥幸。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选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这种“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的选人用人制度，以门第或儒家的经典教条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埋没了真正的人才，其结果是“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由其智，而二百年太平由此而出也。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
8、同时，陈亮又极力反对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恪守论资排辈的故法，认为这种“除授必以资格”的取人用人制度，使既得权位的官僚贵族得以垄断仕途，阻碍有识之士为国效力，并且扼杀有用之才。由于这些“庸愚龌龊之人”堵塞了人才的进取，“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陈亮的剖析，真可谓尖锐泼辣，痛切时弊。
9、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陈亮第一次把人才问题同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起来，对事无大小巨细全由君主一人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是造成庸人的总根源，而庸人又反过来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的基础和土壤。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此“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陈亮认为，专制制度钳人太死，臣下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故其势必至于委糜而不振。”陈亮在实践中觉察到，专制制度正是以压抑人才，销蚀智慧来求得其政权的稳定的：“艺祖皇帝一兴……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由此而立。”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大臣胥吏对“圣意”只能奉行，不能言议，稍有不慎，触犯“龙颜”，则“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而畏事矣。”正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一批“但行文书”的奴才和庸人，而只有奴才和庸人，才能与君主专制制度相安无事，而这正是抗金复国之所以无望的根源。皇帝“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使“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不得少舒其志”，使“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因此，唯唯诺诺，寻章办事，一切“唯上”，无所作为，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必然长出的一个毒瘤，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
10、陈亮还对道学家们所宣扬的“成人之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道学家所谓“成人之道”，所谓“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安坐不动，独善其身，不管国家存亡，不问生民利害；在金兵步步进逼，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只能兀然端坐，拱手无为，甘心亡国。这种“成人之道”“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使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在北方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同女真贵族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的时候，士大夫们则“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这些人无耻到了苟且偷生的地步!“醇儒”们的特长就只能是空谈性命，故弄蹊跷，既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讲实际事功。“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吐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天下之经生学者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而天下之才臣志士趋当世之务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义。论恢复则日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君以从谏务学为美，臣以识心见性为贤。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举世谓之正论，而经生学士合为一辞，以摩切陛下。”正是道学教育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使社会安贫庸于一隅，不思进取，人的精神沦丧。道学教育所培养的所谓“醇儒”，既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孔子“成人”之教的原意。陈亮认为，真正的“成人”，应当是文武兼资，博学多能，才智俱全，能够兴利除弊的“一世英雄。”
11、抗战与主和，在当时不仅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它也涉及到思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陈亮的人才思想与其政治立场一样，是与其抗金复国的现实政治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其人才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主和投降是当时消磨人才，产生庸人的直接政治原因。“秦桧倡邪议……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与金议和，使整个社会丧失信心，死气沉沉，人才废置，庸人充斥，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过程中，往往庸人得志，人才磋砣。“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格守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命，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磋砣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南北角立之时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
12、抗金复国的实际斗争才是培养治国安邦之才的基础、条件和有效途径。“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也，故其臣东西驰骋而多可用之才，”处于战备状态，正是英雄用武圣人出的大好时机：“使朝野常如虏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只有坚决拒和，立志抗战，才是振奋人心，培养可用之才，剔除庸俗之辈的途径。
13、人才的发现和任用，是陈亮人才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惟才是用”的前提在于发现人才，并善于识辨人才的真伪。陈亮说，人才在没有被发现之前“混于不可知之间，媚之者谓之狂，而实狂者又偶似之。“人才与狂妄常难分辨，人才惊世骇俗为常人所不理解，斥之为狂；人才被疑忌又可被斥之为狂，而那些“一辈无赖平居大言以诳人”者，又造成真假不分，狂常难辨，使得人才难以发现。这也是人才识辨上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14、陈亮主张从平凡的实际生活中选拔真正能熟悉实际事务的人才。他认为：“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臣以为拘挛龌龊之中，当其有卓然自奋于草野而悟圣聪者。”他特赞扬唐太宗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后世帝王做出了榜样。
15、陈亮还特别提出了举非常之事必须破格使用非常之才的思想。“有非常之才，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第非常之事，非可与常人谋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济也。”因而“非常之命，黎民惧焉”，英雄豪杰之所以惊世骇俗，就因为他们要变革，“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虑，则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而求非常之才，就必须“破去旧例，不以次用人”，即废除“士以尺度而取”的科举制度和“官以资格而进”的官僚选拔和晋升用人制度，“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
16、从其事功思想出发，陈亮进一步阐述了选拔人才的根本途径。他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就在于“用”，“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文应当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应当以料敌制胜为标准，人的才智应用于实际并得到实际验证，才算真才智。人才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展露其才华。人才的知识和才干也只有在实际的行事中才会“因事生智”，不断增长。因此，只有“以用见其能否”，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以人才的实际政绩决定其升降、赏罚，这样才不会上下相蒙，从而使那些欲以虚名求售者不能得逞。这是与道学家们的主静、静坐、坐而论道的学风旨趣完全针锋相对的。这既是一个人才选拔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也是教育的基本原理原则的问题。
17、为了人尽其才，陈亮提出，要全面地衡量、从本质上认识人才，不要求全责备，感情用事，因小失大。他批评了一种求全责备的用人现象，使有才者不能尽其才，而庸人则得志：“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横议，庸议谓有典型。”由于用人上“求全责备”，腐朽平庸之流充塞政府机关，有胆有识之人得不到重用。这是一个人才使用上极带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对开拓型人才的使用上常常出现的难题。在封建主义的专制集权下，这实在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庸人得志的政治中，人才必然受到排挤，“朝得一朝士，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
18、陈亮的思想代表了下层的、并带有工商性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喊出了“实事实功”、面对现实、办事讲求实效的口号。人才思想是其事功思想的突出体现。但是，他要求提拔任用的人才只能是能够挽救南宋垂死局面的地主阶级中间的“有识之士。”他的人才思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南宋小王朝的统治，使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使南宋统治者能够励精图志，“大有功于天下。”“志在灭虏”。这种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它确实要比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观要现实和进步得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陈亮在强调“事功”，重视实际效用，面向现实，从实际中选拔人才的同时，反对儒士、道学家们的空谈，走到极处，又导致了他轻视抽象思维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缺陷，而且，他的人才成长论也是缺乏现实根据和实践基础的
二、禹门大蛇文言文翻译
1.《禹门大蛇》译文
有大蛇，穴禹门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树颠，垂首于河，伺食鱼鳖之类，已而复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复下食于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树端，牢不可脱。每其身一上下，则树为之起伏，如弓张弛状。久之，树枝披折，蛇堕水中。数日，蛇浮，死水之漩隈。
有大蛇，穴禹门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树颠，垂首于河，伺食鱼鳖之类，已而复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复下食于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树端，牢不可脱。每其身一上下，则树为之起伏，如弓张弛状。久之，树枝披折，蛇堕水中。数日，蛇浮，死水之漩隈。
有一条大蛇，洞穴位于禹门（地名，山西河津，古龙门所在地）下面的岩石中。经常用尾巴缠住山崖上的树梢，头垂到河中，伺机捕食鱼鳖之类的水生动物，吃完了再往上回到洞穴中，像这样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再次下到河中捕食，竟然不马上起来，只是尾巴缠在树梢，十分牢固不能脱落。每一次蛇的身体一上一下的动，树也因此一起一伏，就好像弓一松一紧的样子。持久下去，树枝被折断，蛇坠落到水中。几天后，蛇浮了起来，死在水流旋转弯曲的地方（隈，山、水弯曲的地方））。是佛门的签卦象而已
若得禹门三级浪：这时如果你再遇上一个贵人推你一把。
恰如平地一声雷：你自已也会惊叹自已的好运为什么想不要都不行！
张居正《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原文】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
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贤者，效之于上。士生于今，义无所逃，以其时则可矣。
公乃独傲然远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时，此愚蒙之所未譬也。虽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为道其区区如此，惟高明裁之。
【译文】唐尧和虞舜的时代，（天下）设有九个中央大官十二个州的官员，人才济济，（大家）各自（为国家）效力，岂能人人一定都称为大禹、后稷，职位都在宰相，而后才能心里痛快呢？实在是为遇上这样美好的时代而高兴啊。如今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上，任用忠心贤明之人，我亲身履行向皇帝推荐贤才的职责，日夜勤勉，任命天下的贤才，为皇上效力。
士人生在当今的时代，在道义上无所逃避，根据时势来做就可以了。您却高傲地远游，慨叹仰慕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嘲笑夏禹和契那样的贤才，自己想逃过不可逃避的本分，而背弃不易遇到的美好时代，这是愚昧不明的心还没有通明啊。
虽然这样，但是人各有志，怎么能够勉强您呢？暂且为您说一说我如此的心意，只希望高明的人来裁断是非吧。【注释】1、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
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史记·汲郑列传》：“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宋刘过《沁园春·寿》词：“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郭沫若《星空·孤竹君之二子》诗：“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
2、九官：古传舜设置的九个大臣。《汉书·刘向传》：“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
颜师古注：“《尚书》：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也。”唐杜牧《上李太尉论***书》：“虽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于太尉，未可为比。”
后泛指九卿六部的中央官员。《南齐书·乐志》：“六典联事，九官列序。”
宋叶适《纪纲一》：“自尧舜已来，外有岳牧，内有九官，一以制度，颁以文告。”3、十二牧：传说中舜时十二州的长官。
《书·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蔡沉集传：“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明唐顺之《廷试策》：“虽哲如尧舜，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内则九官、十六相以为岳牧之倡，外则四岳、十二牧以任总领之责。”
清侯方域《朋党论下》：“昔者圣明之世，元恺之贤，必与九官、十二牧相知者也。”后泛指古代地方长官。
清魏源《〈圣武记〉叙》：“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4、师师：众多貌。
宋苏轼《紫宸殿正旦教坊词》：“欲识太平全盛事，师师鵷鹭满云台。”章炳麟《肃政箴》：“师师群吏，布在九共。”
5、济济：众多貌。《诗·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
毛传：“济济，众多也。”唐卢纶《元日早朝呈故省诸公》诗：“济济延多士，跹跹舞百蛮。”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李劼人《***》第三部第九章：“偌大的广场，已是人众济济。”
6、百揆（kuí）：总理国政之官。《书·舜典》：“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蔡沉集传：“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犹周之冢宰也。”《旧唐书·代宗纪》：“唐虞之际，内有百揆，庶政惟和。”
宋王安石《夔说》：“将有治于天下，则可以无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明张居正《赠毕石庵宰朝邑叙》：“昔者帝舜起匹夫，摄百揆。
及为天子，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好问，好察迩言。”7、惬心：快心，满意。
《后汉书·杨彪传》：“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惬心。”唐元结《游潓泉云泉上学者》诗：“惬心则自适，喜尚人或殊。”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再改。”8、属任：委任，任用。
《史记·萧相国世家》：“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汉荀悦《汉纪·高祖纪二》：“项王喑呜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属任贤将，特匹夫之勇耳。”
宋苏辙《论张颉不可用札子》：“臣屡以为言，而朝廷属任义问之意不衰。”清徐乾学《通议大夫纳兰君墓志铭》：“于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属任之者非一日矣。”
9、仆：用于自称的谦词，我。10、躬履：亲身履行。
《孔丛子·嘉言》：“（仲尼）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汉书·宣帝纪》：“孝武皇帝躬履仁义。”
《北史·裴侠传》：“侠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11、贯鱼：《易·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王弼注：“贯鱼，谓此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高亨注：“贯，穿也。
贯鱼者个个相次，不得相越，以喻人有排定之顺序……爻辞言：统治者如贯鱼之排定顺序，用宫人而宠爱之，轮流当夕，则宫人不致争宠吃醋，相妒相轧，乃无不利。”后因指以次进御，不偏爱。
小题1:C小题1:(1)滕国有的是粮仓和收藏财物布帛的仓库，那么这就是使百姓困苦来养肥自己，哪里算得上贤明之君呢！（2）使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使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被人供养，这是天下一般的道理。（3）使百姓勤劳，使他们归附，使他们正直，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向善之心，又随着救济他们，对他们施加恩惠。
小题1：厉：损害小题1:A.句末语气助词，“欤”；连词，和。 C.兼词“于之”；语气助词，不译。
D.介词，用；连词，因为。小题1：“滕国的国君使百姓困苦来养肥自己，算不上贤明。”
是陈相转诉许行的话，不是他自己讲的。小题1：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考点，能力层次为D，侧重“鉴赏评价”能力的考核。
附文言文翻译：有个研究神农学说的人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走到门前禀告滕文公说：“远方的人，听说您实行仁政，愿意接受一处住所做您的百姓。”滕文公给了他住所。
他的门徒几十人，都穿粗麻布的衣服，靠编鞋织席为生。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了农具耒和耜从宋国来到滕国，对膝文公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政治主张，这也算是圣人了，我们愿意做圣人的百姓。”
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放弃了他原来所学的东西而向许行学习。陈相来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道：“滕国的国君，的确是贤德的君主；虽然这样，还没听到治国的真道理。
贤君应和百姓一起耕作而取得食物，一面做饭，一面治理天下。现在，滕国有的是粮仓和收藏财物布帛的仓库，那么这就是使百姓困苦来养肥自己，哪里算得上贤呢！”孟子问道：“许子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陈相说：“对。”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服吗？”陈相说：“不，许子穿未经纺织的粗麻布衣。”孟子说：“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帽子。”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陈相说：“戴生绢做的帽子。”孟子说：“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对耕种有妨碍。”孟子说：“许子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制农具耕种吗？”陈相说：“对。”
孟子说：“是自己制造的吗？”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孟子说：“用粮食换农具炊具不算损害了陶匠铁匠；陶匠铁匠也是用他们的农具炊具换粮食，难道能算是损害了农夫吗？再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使得一切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用呢？为什么忙忙碌碌地同各种工匠进行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地不怕麻烦呢？”陈相说：“各种工匠的活儿本来就不可能又种地又兼着干。”
孟子说；“这样说来，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又种地又兼着干吗？有做官的人干的事，有当百姓的人干的事。况且一个人的生活，各种工匠制造的东西都要具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然后才用，这是带着天下的人奔走在道路上不得安宁。
所以说：有的人使用脑力，有的人使用体力。使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使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被人供养，这是天下一般的道理。”
当唐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大水乱流，到处泛滥。
草木生长茂盛，禽兽大量繁殖，五谷都不成熟，野兽威胁人们。鸟兽所走的道路，遍布在中原地带。
唐尧暗自为此担忧，选拨舜来治理。舜派益管火，益放大火焚烧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野兽就逃避躲藏起来了。
舜又派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让它们流入海中；掘通妆水、汉水，排除淮河、泗水的淤塞，让它们流入长江。这样一来，中原地带才能够耕种并收获粮食。
当这个时候，禹在外奔波八年，多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即使想要耕种，行吗？”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庄稼，庄稼成熟了，百姓得以生存繁殖。关于做人的道理，单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化，便和禽兽近似了。
唐尧又为此担忧，派契做司徒，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的道理教给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妇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唐尧说：‘使百姓勤劳，使他们归附，使他们正直，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向善之心，又随着救济他们，对他们施加恩惠。
’唐尧为百姓这样担忧，还有空闲去耕种吗？”。
予惟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学亦一.昔尧之告舜，曰：“允执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执”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万世心学之源，盖蔑以复加矣.其后孔门一贯博约之教，诚正格致之说，亦不过发明“精一”之旨.而予欲无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详矣.至孟轲氏又有知言养气尽心知性之说，而指出孝弟为良知良能，言虽益详，而于孔门之教实多发明.自孟氏没而斯道失其传.汉、晋诸儒皆以记诵词章为学，说愈繁而道愈晦，学愈博而道愈离.以及五季之衰，晦蚀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张、朱诸子者出，以斯道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赖以复明，而学者流弊或不免堕落汉、晋，几失宗旨.至胡元之变而斯道且沦没矣.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要其指归，则“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谓“纯心”，程子之所谓“定性”也.夫岂外诸儒而别立一门户耶？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尽之矣！夫为人臣者，无不知忠其君；为人子者，无不知孝其亲，此良知也.知此、体此、强此而一于诚.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人伦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传之秘，立门户以自高，非予所望于来学也.这段话也许对你理解你的问题有帮助，执中指对一件事物按最好会怎样，最坏会怎样来推算，然后选择折中的办法；一，在国学中有特别的含义，伏羲一画开天，一代表道，代表天地未开的混沌状态，代表宇宙，代表人们分析认知前的事物本来的真面目，代表自然运行的规律等等，这个要用心去体会，言语是很难表达清楚的，精一就是要心领神会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也可能是指“阴阳八卦”推演，远古的时候巫和王其实是一体的，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源就是“一”，有“一”才有“——”，就是阳和阴，然后阴阳分四象，四象分八卦，这个你要详细了解，要研究周易才行.禹只承，是说禹完全继承舜的治国之策，没有增减，远古时代人类生产力进步很慢，政策没什么变动也很正常；汤的时候，社会变动剧烈，所以汤的政策是日日更新；周文王把8卦推演到64卦，反而没有发现道的真谛；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是说武王治国敬业不敢懈怠.这段话是对三王和汤，武等圣贤的治国之策作一个纲要性的说明.。
有大蛇，穴禹门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树颠，垂首于河，伺食鱼鳖之类，已而复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复下食于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树端，牢不可脱。每其身一上下，则树为之起伏，如弓张弛状。久之，树枝披折，蛇堕水中。数日，蛇浮，死水之漩隈。
有一条大蛇，洞穴位于禹门（地名，山西河津，古龙门所在地）下面的岩石中。（它）经常用尾巴缠住山崖上的树梢，头垂到河中，伺机捕食鱼鳖之类的水生动物，吃完了再往上回到洞穴中，像这样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它）再次下到河中捕食，竟然不马上起来，只是尾巴缠在树梢，十分牢固不能脱落。每一次蛇的身体一上一下的动，树也因此一起一伏，就好像弓一松一紧的样子。持久下去，树枝被折断，蛇坠落到水中。几天后，蛇浮了起来，死在水流旋转弯曲的地方。
三、在古代文言文中“宇宙”怎么翻译
1、《淮南子·览冥训》：“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於宇宙之间。”高诱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
2、《庄子·让王》：“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间。”《淮南子·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唐韩愈《苦寒》诗：“凶飈搅宇宙，鋩刃甚割砭。”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清黄遵宪《杂感》诗：“茫茫宇宙间，万事等儿戏。”茅盾《三人行》七：“他渴望着震撼宇宙的大风暴。”
3、南朝梁沉约《游沉道士馆》诗：“秦皇御宇宙，汉帝恢武功。”《隋书·炀帝纪上》：“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唐王度《古镜记》：“﹝苏宾﹞谓勣曰：‘……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元杨梓《霍光鬼谏》第三折：“臣则怕连累了霍光老幼，这厮每必反喒刘朝宇宙。这的是未来事微臣早参透。”
4、明李东阳《书东莱先生手稿后》：“其前有朱崇者，自称为宋遗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讲明诸老之学，因叹后生者视咸淳又隔一宇宙。”
5、(5).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
6、《淮南子·天方训》云：“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7、(6).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体。宇，指无限空间；宙，指无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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